《无规则游戏》是移居美国的阿富汗人塔米姆·安萨利写的一本概括阿富汗历史的著作。最近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夺下了阿富汗的政权，这是我阅读此书的契机。
此书从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帝国、英阿战争、冷战、苏联入侵、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后来美国的介入以及“波恩计划”，给读者大致介绍了阿富汗历史的脉络。
从我自己的读书体验来说，此书开头大量的阿富汗名字让我阅读颇有些吃力，迟迟没有进入状态，断断续续读了很久。大约到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开始相互角力，阿富汗的故事就慢慢吸引我了，后面的内容我大概花了几天时间就一口气读完了。
感触还是蛮多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些伊斯兰国家世俗化改革与宗教律法的两股力量反复争斗，世俗的力量有时会短暂地处于上风，但总是过不了多久，宗教的力量就会反扑，将国家重新卷入封闭与蒙昧，而人民在其中承受了无穷的苦难。除了阿富汗，伊朗同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还一个就是在冷战时期美苏的争霸，双方都对阿富汗极其的慷慨，援建了大量的设施，注入了大笔资金。
还有巴基斯坦的建国历史，塔利班的起源和发展既和巴基斯坦有关，还和西方渴望石油寻求一个稳定地阿富汗所以对塔的放任有关。
最早出兵阿富汗的是布什，而增兵的是奥巴马，而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在2010年的时候就公开地表达过对拜登的轻蔑。
以下是读书笔记
“帝国坟场”一类的论调，笔者不想重复。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看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人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
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众多雄主之中，艾哈迈德也有那么一点不同：唯有他能让普什图部族团结在一起。吉尔扎伊部与杜兰尼部的关系被他妙手修复，巴拉克扎伊与萨多扎伊两大家族也重归于好。
在艾哈迈德·沙阿国父军队中并肩作战的各民族，开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一种阿富汗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艾哈迈德统治的时代，这片古称“亚里安那”后又改名“呼罗珊”的土地，开始被人叫做“阿富汗”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情。在坎大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密集的清真寺建筑群、周围是驻军。这个普什图文化的故都一直是座保守的宗教城市，也是主要部落的首都。
赫拉特的中心又有一幅景象。此地想来人文荟萃、重视教育，一直以来就是重要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之都。因此，城市中央是学校和神社。赫拉特还是波斯细密画第一人贝哈扎德的故乡，著名的苏菲派诗人贾米和安萨利也曾在此安居。
那扎里沙里夫意为“神圣的陵园”。城市的中央的确建有一座巨大的陵墓，被部分阿富汗人认为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埋葬地。对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阿里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其陵墓有着无与伦比的宗教意义。不管谁统治这里，都会对其进行美化与修葺。长此以往，陵墓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马扎里沙里夫市民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阿富汗的一绝，其中的某些典礼活动，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盛行的年代。
正式的决策由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组成支尔格（达里语地区称为“舒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支尔格是常设的议事机构，但并非定期召开，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召开。支尔格无法通过简单的表决作出决定，而是必须讨论到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这是解除未来冲突的一种方式，因为简单投票作出的决定，可能使多数人获得胜利而少数人闷闷不乐，任何这样的不满都会在看似无关的情况下爆发
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婚姻绝非男女爱情的结果，而更像是家族间的一笔生意。
其实，很多阿富汗人想象中的毛拉，往往是一些喜欢恶作剧的无赖之徒，因为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的传说实在太过深入人心。纳斯鲁丁是个虚构人物，也是各种幽默民间轶事的主角。一次，邻居想要借纳斯鲁丁家的驴，纳斯鲁丁却满心不愿意。为此，他只能信口雌黄：“不好意思，我家的驴昨晚已经死了。”不巧的是，屋后的驴正好嘶鸣起来。“这是什么声音？”邻居问道，“亲爱的毛拉，你家的驴肯定活得好好的，我刚才明明听见它在叫。”“那又怎么样？”纳斯鲁丁面不改色，“你是相信一头驴的话，还是愿意相信毛拉？”
没办法，英国人只得选择另一条路，这也是一条疯狂之路。他们打算弃城而去，然后一路朝英属印度奔去。1月，他们就能徒步穿越兴都库什山口。1月6日，大部队出发了。其中，军人只有4500人，家眷、随从、杂役等则有12000余人——喀布尔英印社区的全体成员都在逃亡的队伍之中。他们大约需要走上60英里才能脱离困境，这还只是直线距离，途中数不胜数的蜿蜒曲折并未计入里程之中。这条路万分艰险，峡谷之中的一些羊肠小道根本算不得路，“丝绸峡谷”（Silk Gorge）因为陡峭崖壁间如丝线般纤细的空间而得名。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许多人因为寒冷天气而一病不起，一些人则死在了吉尔扎伊武士的弯刀之下，好些人则沦为俘虏，耽误良久才恢复自由。最终，撤离喀布尔的那群人中，仅有一个人活着走到了贾拉拉巴德。从这位名叫布莱顿的军医口中，全世界才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沙俄的殖民势力并没有扩张到远方。这个缘于它与英国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沙俄几乎是个内陆国家。其北面的海岸线虽然漫长，却因濒临北冰洋，绝大多数时候海面完全冰封无法航行。沙俄在黑海有港口，但是黑海本身就被陆地包围，唯有达达尼尔海峡的小小豁口可供远洋通行。在海权时代，一个强国有志于争霸全球，自然需要通达四洋的良港。
1927年，阿曼努拉又做了一件史无先例的事情。虽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但他仍执意前往欧洲进行访问。他将国事托付摄政处理，自己则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经印度前往孟买。在那里，阿曼努拉和索拉娅登上海轮前往埃及。途中，王后换下了沉重的阿富汗面纱，新的面纱只遮掩了脸的下半边。当她戴着这张面纱抵达开罗时，狗仔队拍下了她的照片。
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毛拉的人都能得到国王的薪酬。只有那些按规矩行事，并让警察局长相信他们忠诚的人才会得到薪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这笔钱，大多数毛拉都选择接受。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国王：他不反对伊斯兰教，从未推动任何有违阿富汗文化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国王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虔诚和正统。面对这样一位王者，毛拉们怎么会反对呢？
1947年，一个重大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个故事的面貌。当时，英国势力正在慢慢撤出印度次大陆，国大党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似乎就要开花结果。在长期追求独立的斗争中，穆斯林独立运动脱离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领导的主流运动，这个由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为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人通过支持成立两个独立的国家来解决纷争，英属印度由此一分为二：印度教徒组成的世俗国家名叫印度，穆斯林则会得到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家园。
苏联当局很快作出回应。一大批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受命对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进行勘探。他们在阿富汗北部探得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并铺设了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为阿富汗北部城市服务的发电站。此前，苏联帮助在阿富汗的北部建立了不少工厂，天然气资源正好支持当地工业的发展。毗邻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中亚地区，也在天然气管线的照顾范围内。此外，苏联还出手整顿了阿富汗的通信设施，长达600多英里的电话和电报线路在各地铺设开来
1959年，两个超级大国的慷慨程度真是让人震惊，以致艾森豪威尔总统觉得访问喀布尔是值得的。赫鲁晓夫之后，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访问期间，美国总统与阿富汗商人阿卜杜勒·马吉德·扎里布握手的举动让民众十分吃惊，那一刻，家资亿万的富豪似乎和王亲国戚同等尊贵。艾森豪威尔的这次访问为阿富汗带来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赠和贷款，并有一项重要的基建项目得以开启：修筑一条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柏油路，其中包括穿越沿途无数河流所需的桥梁。
然而，说到援建道路，美国只能说是在追赶。苏联正在建造一条更重要、更雄心勃勃的公路，这条公路从喀布尔通往该国北部边境，其中包括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萨郎隧道，全长2英里，海拔11100英尺。这是一条坚固的道路，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事实上，它能承受的重量比阿富汗当时拥有的任何坦克都大（倒是20多年后，苏军的钢铁洪流体验了一把道路的舒适感觉，堪称完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苏在阿富汗实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地球上一些最困难的地形上修建了超过1200英里的优质柏油路，建立起了连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络。可以想见，达乌德和纳伊姆该多么喜欢这场冷战啊！
我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是目瞪口呆的。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这种事情？请不要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北美殖民地天高皇帝远，为了摆脱大洋彼岸的王权束缚，美国人可是经过了八年苦战。法国大革命也不能算。法国从绝对专制到极端民主，是通过血腥革命和恐怖统治才实现的。可是在阿富汗，这种变化一夜之间发生。主持这场变革的，还是曾经的专制君主。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苏军发现，“雌鹿”武装直升机大概是唯一真正有用的军事装备，它们可以飞进峡谷，悬停在山谷上空，机上的苏军一旦发现“圣战者”的踪迹，便可以伺机打击。问题在于，不少“圣战”武装也有了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要么来自被俘或战死的苏联人，要么拆自苏方的坦克。此外，境外的盟友也在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苏制机枪的射程足以覆盖300码，为求安全，直升机只能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这使“雌鹿”的威力大减。
不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阿富汗国内各民族都将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他们错了。苏联入侵之前，种族之分、教派之别，从未酿成太大的惨祸。“铁腕埃米尔”对哈扎拉人的迫害是一个例外。长久以来，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的经历，早就让他们学会了共存与包容，并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敌意自然存在，部落纷争也在所难免，不过，纷争只是战士之间的个人对决，他们的房屋、田园、牧畜和家人从不会受到牵连。苏联的入侵和阿富汗的反应，打破了群体间古老的默契，并为即将到来的野蛮种族战争埋下了祸根。
相比之下，在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观察家仍然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两大阵营都具备核打击能力，因此，双方都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他们要想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冷战的方式。第三世界时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双方你争我夺导致的后果。
回想起来，1980年的苏联为什么会让世界如此恐惧和敬畏，是很难理解的。诚然，美国在当时已经疲态尽显，不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在垂死挣扎。一方面，国内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不堪，甚至连它自己的官员都在鄙视它；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除了生产巨型武器和工业设备，无法生产其他消费品，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汽车和电视，似乎只有“自由世界”才能供应。
冷战总能适时影响阿富汗的局势。1985年，苏联这艘巨舰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舵手——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接手的这艘巨舰已经出现沉没的先兆。为了应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国家财政几近枯竭。戈尔巴乔夫深知，如若不对军事与战争支出加以控制，苏联的国运恐怕将此终结。他因此推出了好些全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纳市场要素；“新思维”的推行，让苏联国民也享受到了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措，西方大加称赞，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
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
阿富汗抵抗组织发射的“毒刺”导弹，每天都能命中1—2架苏联战机。一枚“毒刺”导弹，花费不到4万美元，而苏联军用直升机的身价却高达1000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向“圣战”武装提供了500多枚“毒刺”导弹
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关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因为东欧剧变更加牵动人心。同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吹响了这场剧变的前奏。访波期间，这位苏联领导人公然否定勃列日涅夫坚持的“有限主权”原则。他表示，任何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都将不再干涉。东欧诸国就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当年11月，大批东柏林市民聚集到柏林墙边，开始拆除这堵将国家一分为二的隔离墙。那一刻标志着冷战和苏联的终结。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在如此短暂的瞬间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似乎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1989年前夕，苏联的所有卫星国都摆脱苏联控制。1990年，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1年，俄罗斯宣布独立。“苏联”正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毕竟在此之后，它已经不剩什么了
阿富汗男孩能够免费进入宗教学校，他们还能得到食宿，只要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老师。进入宗教学校，这些孩子便和外界断了联系。除了老师，他们无从了解新闻、获取信息。而且，这些老师的教学内容似乎不仅关乎宗教。一位官员向巴基斯坦总理提交的报告指出，大约有100所宗教学校在向学生传授作战技能。实际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老师面对众多的难民学生，不过是在夸夸其谈。他们告诉那些睁大眼睛的男孩，历史上唯一一次完美的世界，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整个社会都严格遵守安拉的法律，这种服从让他们百战百胜、无往不利，毕竟没有力量能和安拉抗衡。这不是胡言乱语，几乎是穆斯林叙事的核心，其中的内容足以令大家如痴如醉、深信不疑。
近年来，好些势力在伊斯兰世界宣扬这样的思想：末日即将来临，安拉的子民将和魔鬼的信徒展开决战。难民营、宗教学校，正是此种论调的重要阵地。宗教老师们信誓旦旦，战斗一旦开启，一个完美的世界将降临人间。是的，如果穆斯林能像先知引导的麦地那民众那样生活——按照确切的法律与规则——世界就会得救。那些正在经历世界上最糟糕童年的男孩渐渐有了自信，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使命竟然是拯救世界！
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会有一些争论。显然，他们培养了塔利班的未来骨干，但他们知道这一点吗？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建立了一支军队，以便让他们日后回到阿富汗展开行动呢？根据公开的记录，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即便巴基斯坦方面早有精心盘算，它也从来没有摆上台面。
多国部队付出了358人死伤的代价，而伊拉克军队的阵亡人数接近10万人。［8］美国总统布什随后突然宣布停火，海湾战争因而并未触及萨达姆的统治根基。
第一次海湾战争加深了人们对资源的认识：海湾国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石油，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工业世界扣为人质。世界要想稳定，油气资源必须多元化。随着石油供应的减少，由此而来的竞争也将愈发激烈，主要的工业强国不得不从战略上考虑寻找新的石油资源。
那是在1994年，这些激进分子还不叫“塔利班”或其他任何组织，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似乎都有些夸张。他们并不是一个团体，不过是一起上过战场、聚到一起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中有一位年纪稍长的人，叫作毛拉·奥马尔。他们尊敬奥马尔，并帮助他采取大胆行动，以保护当地人民不受流氓的侵害。
这些人都和宗教学校有所联系，要么是曾在那里求学，要么就是在读的学生。阿拉伯语中，学生被称为“塔利布”（Talib），一群学生就是“塔利班”（Taliban）。所以，这个词起初并不是政党或运动的名称，只是描述了奥马尔及其同伴的学生身份。
这些传说得以迅速传播开来，是因为塔利班分子确实做了他们声称会做的事。他们曾宣称要重建邻近地区的秩序。后来，经过塔利班的清剿，坎大哈与边境之间的道路上再也没了军阀私设的检查站，商人们不用再缴纳高额的通行费。由此，坎大哈的商品变得丰富起来，价格也趋于合理。
相比之下，塔利班分子来自西南沙漠和横跨巴基斯坦边境山区的普什图农村家庭，他们来自另一个阿富汗，那个被“铁腕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征服，但未被同化的阿富汗。其实，喀布尔与乡村地区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早就有了巨大的文化鸿沟。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塔利班分子并非来自和平安宁的乡村，他们来自边境地区的难民营，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说是陌生的。
塔利班信奉与“圣战者”组织相同的教义，但更加保守。在每一点上，他们都来得更加粗暴、简单、极端。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塔利班无意再讨论什么对阿富汗最好，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沙里亚法。他们是来执行法律的（根据他们的理解），没有妥协，没有偏差。这无疑是所有塔利班分子所坚信的。
庆祝任何非伊斯兰节日（如阿富汗独立日或新年）都被视为犯罪。无论男女都得按照伊斯兰教法穿着，传统的部落服装，如长衬衫、灯笼裤、男性头巾、女性头巾，符合教法规定；西式服装都是非法的，塔利班禁止任何人穿着西式服饰。男人不得留长发，但必须蓄须。任何违反着装守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祈祷也是强制性的，若不按时祈祷，也会遭到政府的惩罚。
如上种种倒行逆施，似乎前所未见。其实，在阿富汗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出现。巴洽·萨考推翻阿曼努拉之后，也曾出台一样的法令。历史似乎进入了循环。
虽然塔利班自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但他们是一个压倒性的普什图政党，他们的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主要针对什叶派哈扎拉人。塔利班上台之初，他们对哈扎拉人社区进行扫荡，哈扎拉成年男性与男孩被充作壮丁，在威逼之下去为塔利班卖命。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了。久经苦难的哈扎拉人，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塔利班政权对待哈扎拉人的种种作为和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作“种族清洗”的做法并无区别。
然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乃至最初的几年，面对塔利班的累累恶行，世界各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世界多数国家保持中立的原因，是石油政治。事实上，石油是整个塔利班戏剧的子叙事。为了保证输油管道安全无碍，巴基斯坦政府才会对塔利班进行支持，西方石油公司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美国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后来指责的那样，直接创建了塔利班或向其提供资金。他们只是继续资助其盟友巴基斯坦，无视巴基斯坦政府对塔利班的支持。美国也采纳了巴基斯坦的建议，不再支持马苏德及其盟友。事实上，美国试图确保马苏德得不到任何西方援助。
其实，伊斯兰世界早就具备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条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由警察力量支撑的威权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不断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获得枪支和金钱，以帮助他们维持统治，激进的反西方情绪一直在高涨。社会虽在发展，贫富差距却因此不断扩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反映在西化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统治的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上。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极端的阿拉伯青年。他的父亲原籍也门，是一位富商。其家族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在沙特阿拉伯也算得上是一大豪门。本·拉登有50多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十七。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循规蹈矩的富家子弟，但本·拉登走上了另一条路，相对家人放荡不羁的言行，他追求极端的“虔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成千上万涌向阿富汗的阿拉伯空想家的行列。在那里，他用财富支持“圣战”，这让他很快就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他还多次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对他自然又多了几分敬意，尽管他的军事功绩远不及后来传说的那般神奇。
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公开抨击沙特王室。最终，沙特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那时，他正忙于建立“基地”组织，研究恐怖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即利用其组织的弱点（人数、资源和地盘的匮乏），通过让个人破坏者和自杀式袭击者偷偷进入“敌国”领土，对平民进行可怕的屠杀。1995年11月，他的阴谋第一次付诸实践。几名“基地”成员潜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美国人社区实施恐怖袭击，爆炸导致十几名美国工程师及助理死亡。
1998年2月23日，本·拉登及同伙发表了一份放肆的声明，公开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两年前，本·拉登发表过一篇类似的声明，但由于篇幅冗长，语无伦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声明更简短、更大胆。他引用《古兰经》中（关于打击异教徒）的段落，列举了对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不满，并发布教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平民还是军人。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让他们退一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本可以研究什么是“圣战主义”（Jihadism），源自何处，吸引了谁，为什么吸引他们，以及它是如何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文化的。除了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本有机会联络一些穆斯林中值得信赖的宗教知识分子，破除本·拉登等“圣战主义”者的蛊惑。他们本可以察觉伊斯兰探究“圣战主义”者及其对手是如何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潜流交织在一起的，以便拟定对策，远离实际危机的上游。最后，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如何区分长期存在的地方冲突和全球冲突，并分别处理他们。
但美国策决者走了另一条路，缩小了研究范围，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因素，他们全都未曾考虑，而是单纯地把伊斯兰主义作为军事问题加以关注。而且，相应的军事行动往往只指向一个人——奥萨马·本·拉登。美国政府认为，压制此人将解除威胁。
国政府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塔利班逮捕本·拉登，并将本·拉登移送美国受审。美国的这种试探只会刺激塔利班的自负感，他们欣喜若狂地拒绝了。本·拉登是他们的客人，普什图瓦里要求他们用生命保护客人。塔利班表示对本·拉登的行踪一无所知。
当年，巴基斯坦将塔利班送到了阿富汗。如今，塔利班主义从边境渗透回来，扰乱了巴基斯坦社会。到1999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已经意识到他们制造了一个怪物，但为时已晚。，但为时已晚。两国的边界正在消失，从卡拉奇到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领土上充斥着塔利班主义。军方和三军情报局的中低层人员是忠于塔利班的，结果是，这些组织的高层不敢命令下属对抗塔利班，因为害怕下属抗命不遵，而一旦下级意识到可以违抗上级命令而不受惩罚，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塔利班士兵用炸药摧毁了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山谷里世界最大的雕塑，这是一千多年前刻在悬崖上的两尊巨大立佛。在塔利班的所有行动中，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奥马尔对此颇为困惑，他问大家在哭什么，他说：“我们不过就是在炸石头。”
中情局还暗示马苏德，如果能生擒本·拉登，并将其安全移交，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多帮助。 这是一个愚蠢的要求。按照当时的形势，生擒本·拉登已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更不可行。马苏德毕竟是一位穆斯林领袖，与本·拉登争夺同样的民心。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战场上杀死本·拉登，这无损他的声誉，但若是在美国要求下抓捕本·拉登，并将其移送美国进行司法处置，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傀儡，失去阿富汗穆斯林的拥戴。既然如此，他与美国的合作也就没了意义。
美国总统大选渐渐临近，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提到阿富汗政策，虽然克林顿及其幕僚一向短视，但布什政府却根本无视这个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克林顿政府一心只想抓捕本·拉登，而布什团队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本·拉登，更不用说他带来的风暴了。2000年大选期间，有人问乔治·布什对塔利班的看法。当时，布什还以为塔利班是个摇滚乐队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地位，让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者）萌生了新的想法。他们无不觉得，美国正面临一次天赐良机——与其说是机遇，毋宁说是使命——美国应当发挥超群的国力，改变世界。为此，美国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扶持民主政权，组织民主选举；打破一切贸易壁垒，缩小政府职能，让世界各国效仿美国，施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新保守派认为，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明显不大成功，现在是时候看看私人资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能做些什么了。
碰巧的是，刚刚过去的十年，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相形之下，工业革命看上去就像石器时代。
互联网在飞速发展，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能连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可以访问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世界，而塔利班正把阿富汗拽回公元7世纪。
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当年底，当两位候选人就“绞刑”问题展开辩论时，德国汉堡的圣城清真寺里的阿拉伯学生正在为宗教激进分子、阿富汗“圣战”老兵扎马尔唱彩。扎马尔的四名学生，穆罕默德·阿塔、齐阿德·扎拉赫、马尔万·舍卜希和拉姆齐·比纳勒希卜前往阿富汗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会面，并提出了一项计划：劫持飞机作为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武器。本·拉登饶有兴趣地听着。
那年夏天，马苏德在住所的露台上读着古典波斯诗集，度过了许多个炎热的夜晚。当时，他的须发已经略微灰白，背部疼痛的老毛病也在时时折磨着他，一生的事业仿佛就要走到终点。不过，马苏德并未放弃希望，他认为形势即将转变。塔利班宣扬的那种“教法”残忍无知，终归会让广大穆斯林心生反感。总有一天，大家会迷途知返，回归中正理性的信仰之路。相信到那个时候，阿富汗会迎来繁荣摩登的新时代，它会向世界展示伊斯兰的公正、优雅与民主，成为万国仰慕的典范。只要他把信息传达给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就能引发潮流的逆转，他需要冲破塔利班、巴基斯坦与美国的重重封锁。
马苏德遇害之后两天，一则新闻震惊了世界。22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共造成约3000人遇难。“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伤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夏天，其中的4名恐怖分子曾在本·拉登设在阿富汗的武装训练营受训。
“9·11”恐怖袭击的消息传到阿富汗，好些塔利班高层人物都为之欢欣鼓舞。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真凶的身份，但是，美国是敌人，敌人受难，他们自然心情不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政权将会因此倾覆，毕竟华盛顿与喀布尔相距遥远，美国人能做什么？
绝大多数喀布尔人并不这么认为。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视美国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不等布什发表讲话，他们便有了风雨欲来的预感。“9·11”事件发生后不过几天（《纽约时报》报道，几个小时内），美国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波恩计划代表了阿富汗技术官僚和贵族的回归，标志着阿富汗这个屡被中断的“项目”又重启了。它发端于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由阿卜杜尔·拉赫曼发展壮大，阿曼努拉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对手会重新集结并展开反击，因为在阿富汗问题上，钟摆永远不会停止，哪怕一方暂时得胜，也不能阻止对方展开反击。
战争好似一把筛子，无用的品质将被残酷洗刷。战场中的人往往没有同情心，也不会拥有什么骑士精神。唯有毫不顾忌地行使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才能在无序的社会中赢得先机。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的无赖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达到让人绝望的目的。他们只要炸毁一家医院，焚毁一所学校，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搅乱一次毕业典礼，人们心中的恐惧都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破坏者清楚，一点挑衅足以让人拿起武器进行对抗，选择以暴制暴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战争与和平的天平随时可能失衡，就看哪一方先突破临界点。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农民，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农民而已。过去，苏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更久以前，英国人的麻烦也大致如此。
塔利班分子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他们如有诉讼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开设的法庭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选择了政府，就得准备贿赂法官。很多时候，判决结果和双方提供的贿款多寡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意，他们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来。
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更愿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刚正，政府的判决也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顾农村地区的礼俗、传统与部落关系，对于农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见。例如，一名男子给了远亲一定数量的鸦片来交换他12岁的女儿，他的亲戚卖了鸦片还钱，但因为女孩反对而没有交出女儿。塔利班的“法官”肯定会对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个诚实、正直的政府法官会按照喀布尔政府颁布的法律行事，可能会说：“你把女儿卖给这个人？用鸦片来交换？好了，别喊冤了，你们都给我蹲监狱去吧！”
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机制来实际管理一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
奥巴马是第一位揭露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忠角色的美国总统，他还承认，问题的核心正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不断侵蚀的边界。事实上，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已经把这一地区当作一个单独的实体，把它和两个国家分开考虑，称之为“阿富巴”（Af-Pak）。种种迹象显示，奥巴马是正确的，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布什任命的驻阿美军指挥官也被奥巴马解职，改派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rystal）。麦克里斯特尔不是那种在华盛顿溜须拍马、油腔滑调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餐之前先跑上数英里，堪称战士中的战士、汉子中的汉子。据报道，他的手下对他十分敬佩，因为麦克里斯特尔对自己的要求甚于他对手下的要求。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他指挥下，联军除掉了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大家都期待他在阿富汗再创奇迹，消灭本·拉登。
但美好生活当中，仍有那么一点缺憾。零星的暴力活动还在城市及郊区不断出现。这些活动算不得战斗，甚至够不上武装袭击的程度，倒更像是有人作奸犯科，只需当地警察出手，事态就能得到平息。但是，暴力事件仍在持续。希尔夫人在《阿富汗蒙难记》(1)中的种种描述，和1841年英国人在喀布尔的遭遇是如此相似。几个月后，就连麦克里斯特尔也表示，马尔贾成了“不断流血的溃疡”。他的话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过倒也不算错误。对于北约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军队无法区分被打击的目标和被保护的对象。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唯有深入阿富汗社会的内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区别，而且即便身在其中，相关的界限仍然可能相当模糊。
麦克里斯特尔战功卓著，不过，一次不当发言断送了他的前途。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采访，他公然表达了对奥巴马总统的蔑视。［5］他说，奥巴马会见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时候，一直有些“畏手畏脚”。对于副总统拜登，麦克里斯特尔更是难掩轻蔑之意。他假装不知道拜登的名字，并允许他的手下暗示自己拜登（Biden）的名字可能是“咬我”（bite）。于是，麦克里斯特尔被调回华盛顿，接受军事礼节再教育。他的职位由传奇人物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任。
2011年5月2日，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这本该是阿富汗局势的转折点，因为自2001年美军进入阿富汗以来，抓捕本·拉登、挫败“基地”组织是这场战争的公开目的。塔利班之所以介入，是因为他们怂恿了本·拉登。美方把大多数阿富汗人定义为“战争的受益者”。2001年，本·拉登离奇失踪，阿富汗的这场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一个胜利标志。当时，塔利班已经垮台，喀布尔也被攻占，唯有逮捕本·拉登，消灭“基地”组织，才算真正的战果。布什的对手不会主动说一声“我们投降了”，因为其对手并非一个国家、组织或固定实体，美军是要和一种环境战斗，与一种意识形态交锋。这种意识形态源自贫困、武力、仇恨、羞辱与侵略，并且已经深入伊斯兰世界的土壤之中。美军每发动一次镇压行动，阿富汗人被羞辱的感觉就会增加，仇恨的怒火也会更加旺盛。美国人的胜利越多，战争就越激烈；战争越激烈，怒火也会越旺盛。长期以来，“基地”组织及其“圣战”理念已经和阿富汗历史的主题结合在了一起。摩登的喀布尔和保守的落后乡村之间的交锋，又多了“圣战”的元素。这种冲突，美国与北约无力解决。相反，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的帮助，被许多阿富汗人视作对阿富汗文化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