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英语》是乔治·奥威尔的一部评论集，其中《政治与英语》是这本书的第一篇。 在这一篇中乔治·奥威尔 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提出了当代英语正在变得僵化，装腔作势和不知所云
以下是读书笔记：
“法西斯主义”这个名词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含义了，至多只是“某种讨厌的东西”的代名词罢了。像“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公正”这些词，每个词都有好几种不同含义，并且互相矛盾。拿“民主”这个词来说，不但没有一致的定义，而且各方政治力量都极力反对取得这一统一。
在列举各种欺诈和任意滥用的手法之后，让我再举一个用这种手法写成的文章的例子。这次是一个虚构的例子。
我又发现一件事：在这世上，善于赛跑的不一定得奖，勇敢的人不一定打胜仗，聪明的人不一定有饭吃，机智的人不一定富有，能干的人不一定居高位。时运左右一切。
当代英语会写成这个样子：
对当代现象进行客观思考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即一切竞争性活动之成败与否，并不趋向与内在能力一致，而必须把相当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
正如我所试图表明的那种，最糟的当代写作不是为了表达意思而选词，不是为了使意思鲜明而创造形象；而只是把别人早就安排好的长串字眼儿拼凑到一起，用一些空洞的废话来将结论表达出来。这种写法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的简单易行。
在各种小册子、社论、宣言、白皮书、各政府部门常务次官的言论等中的政治套话，虽然因党派不同而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其中绝对找不到新鲜活泼、单纯朴实的语言。当你看着一个疲惫的老政客在讲台上机械地重复某些烂熟的词语“兽性的暴行”、“铁蹄”、“血迹斑斑的暴政”、“自由人民”、“肩并肩战斗”之类，常会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说话的不是个活人而是个傀儡。而这种感觉会在他眼睛反光、两块镜片变成两个空白看不见后面的眼睛时，突然变得更加强烈了。这并非是无稽之谈。一个人用这类词句来说话，他自己也就差不多变成一台机器了。他的喉咙发出适当的声音，但他的头脑并没有像他为自己遣词达意时那样活动。如果他说的是他惯于重复的语句，他很可能根本不会在意自己在说什么，就像在教堂做礼拜时随声附和一样，这种不动脑筋的状态，对政治所要求的顺从来说，虽然不是绝对必须的，却至少是非常有好处的。
在我们的时代，政治演说、政论文章通常都是要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像英国继续维持对印度的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大迁移、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诸如此类的事，当然也是可以进行辩护的；但其所用于辩护的理由在大多数人民看来太不人道了，而且还包括大量的委婉语、回避问题的闪烁措辞，以及完全含混的语言。毫无防护的村庄遭受空袭，居民被赶到野外，牲畜被机枪扫射，农舍被燃烧弹焚毁：这就叫做绥靖。几百万农民的农庄被剥夺，他们被迫长途跋涉，全部财产只有随身携带的一点东西：这叫做人口迁移，或调整疆界、不经审判就把一些人监禁多年，或者从脑后开枪处死，或者送到北极劳动营去，让他们死于坏血病——这些都叫做消灭不安定份子。
这种浮夸的文风其实就是一种粉饰丑陋的委婉说法。一大堆拉丁来源的词如同轻柔的雪花一般虚掩于事实的表层，模糊了其轮廓，更隐瞒了所有的细节。虚伪是清晰的语言表达的大敌。当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和口头声称的目标大相径庭的时候，他总会本能地去寻找一些大字眼儿和空洞的成语，就像墨鱼总会喷墨汁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与政治无关”的事。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就是谎话连篇、闪烁其词、愚蠢狂唐、仇恨和疯狂。在如此糟糕的大环境下，语言也必然遭殃。虽然尚无充分的知识依托，只能凭猜想；但我推测，由于独裁制度的缘故，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在近十至十五年来也在走下坡路。
思想能够弄糟语言，语言同样也能混淆思想。
只要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语法，句法并不重要。
在进行抽象思维的时候，我们打开一开始就会自然而然地用到一些词。除非刻意避免，我们头脑中常常会立即闪现出大量现成的词语，使我们不必苦思冥想，信手拈来即可；但其代价便是使你的意思变得含混模糊，甚至会改变我们的意思。
- 永远不要用书刊中频繁使用的那些比喻、暗喻以及其他比喻
- 在能用短词的地方，绝不要用长词。
- 凡是能删掉的词一律删掉。
- 能用主动句的地方，绝不要用被动句。
- 凡是能用日常英语表达的地方，绝不用外国词语、科学术语或职业行话。
- 一旦发现自己的话纯属胡说八道，便可不遵守上述任何一条规则。
政治语言——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政治派别，所有党派的风格都如出一撤——都是为了把谎言说得像事实一样，把谋杀行为说成大义之举而令人起敬，把空穴谣言说的有模有样。诚然，我们无法立即改变一切现状；但至少可以从改变自身的写作习惯做起，并持之以恒。或许如果我们讥讽的力度足够大，我们甚至可以把某些陈腐无用的词语——诸如“军靴”、“阿克琉斯之踵”、“温床”、“熔锅”、“酸性检验”、“名副其实的炼狱”之类的垃圾词语送入垃圾箱；而那里才是它们真正应该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