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不是我读的第一本马斯克的传记了，前一本是《在火星上退休》，这本书的作者以更近的距离观察了马斯克，跟踪采访了他两年，并列席参加了马斯克的会议，得到了更详尽的一手资料。
比如说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马斯克出身于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家庭，读了此书之后才了解，其实马斯克的童年时期一直是他的噩梦，马斯克的爸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在童年时期就一直在精神折磨马斯克的家人，在马斯克成名以后还开了一个油管频道大言不惭的将马斯克的成功归功于自己，并且还使马斯克的继妹怀了孕。
所以马斯克有时被称为“混蛋”的性格，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他爸爸的影响。而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马斯克管理公司的方式非常的“硬核”，鼓励高强度的工作，鄙视休息或者所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一点在书中有着许多的笔墨介绍。
这本书通过记述马斯克如何管理他的公司，为我们介绍了他的的“第一性原理”、“白痴指数”以及“五步工作法”的具体思想内核以及运用它们取得的成绩。
还有就是详尽地记录了马斯克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近距离得观察了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过程，中间还介绍了马斯克对特朗普和拜登的看法。更细致记录了马斯克的感情生活。
对于特斯拉在中国建厂这件事，原文其实有更多的描写，但是在中国引进的版本都删减了。
以下是读书笔记
对于所有曾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
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类送上火星。
可我要是个冷静、随和的普通人，
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有时埃罗尔会对他的孩子们说出与事实无关的断言，比如他坚持认为在美国，总统是神圣的，人们不能批评总统。有时他还会编造一些虚构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英雄或受害者。所有这些他都言之凿凿，以至于埃隆和金博尔有时候对自己的现实观都产生了怀疑。“你能想象我们在这种环境中是怎么长大的吗？”金博尔自问自答，“那 就是精神折磨，它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你。你最终会忍不住地问：‘现实到底是什么？’”
童年噩梦的点点滴滴，让他变得厌恶满足于当下。“我只是觉得他不知道如何去享受成功，欣赏鸟语花香。”他另外三个孩子的母亲、艺术家克莱尔·鲍彻（艺名“格莱姆斯”）这样说道，“我认为童年带给他最深刻的制约就是：生活即痛苦。”埃隆对此表示同意，他说：“逆境塑造了我，我的痛苦阈值变得非常高。”
马斯克计划在夏天结束时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材料科学专业研究生。他对电容器依旧着迷，想搞明白怎么用它来为电动车提供动力。他说：“我们的想法是利用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出具有足够能量密度的固态超级电容器，实现电动车的长距离续航。”但临近开学时，他越发忧心忡忡。“我想我可以在斯坦福大学待上几年，拿 个博士学位，但我对电容器的研究结论可能会是这玩意不可行，”他说，“大多数博士文凭没有实际意义，能对现实世界产生价值的凤毛麟角。”
那时马斯克已经构思出一组人生愿景，后来他像念咒语一样不停地重复这个愿景。“我想了想什么东西能真正影响人类社会，想出来三个：互联网、可持续能源和太空旅行。”
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创意，其实是两个已有创意的结合。1995年年初，正当互联网发展呈现指数级增长时，埃隆和金博尔的想法很简单：把一个可以搜索的企业名录挂到网上，把它跟地图软件结合起来，为用户提供前往企业的导航路线。但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业务模式的增长潜力。《多伦多明星报》在该市出版黄页，金博尔与该报洽谈合作时，社长拿起一本厚厚的黄页扔给他，问：“你以为你能取代这个吗？”
风险投资人很快就做了一件他们经常会做的事情：在公司中引入成熟管理者的监督，接管年轻创始人的工作。这种情况曾发生在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身上，也发生在谷歌公司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身上。曾在一家音频设备公司负责业务开发的里奇·索金被任命为zip2的首席执行官，埃隆被调到了首席技术官的位置。起初， 他认为这种调整挺适合他，他可以专注于打造产品，但他还是长了个教训。“我从没想过要当首席执行官，”他说，“但我终于明白了，如果你不是首席执行官，那你就不可能真正成为首席技术官或首席产品官。”
从职业生涯的一开始，马斯克就是一个苛刻的管理者，瞧不起“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种平衡状态”的价值观。在zip2和随后创办的每家公司当中，他都不遗余力地忙忙碌碌，从早到晚，没有假期，他希望其他人也能这样做。他唯一的放纵是沉浸在激烈对抗的电子游戏当中。zip2团队在《雷神之锤》的全国比赛中夺得了亚军。他说他们本来可以得冠军，但是一个队员的操作过猛，导致电脑崩溃了。
其他工程师回家后，马斯克有时会把他们正在编写的代码拿出来重写。由于他的共情能力较差，所以他没有意识到，公开纠正他人的错误，或者按他说的“修改他们愚蠢的代码”，不是什么能表现出团结友爱的举动。当然他也不关心这些。他从来没有当过运动队的队长，也没有在一群朋友中做过领导型人物，所以他缺乏那种对待同志 和战友的感情。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马斯克真的不在乎是不是在工作中冒犯了谁、吓到了谁，只要能推动他们完成任务——那些他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行。“你的工作任务不是让你的团队爱上你，”多年后他在一场spacex的高管会议上说，“事实上，那样做会适得其反。”
他对金博尔的态度最为严厉。金博尔说：“我爱、很爱、非常爱我的哥哥，但和他一起工作真的很难。”他们之间的分歧大到经常会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扭打在一起。打架有时候是为了重大战略，有时候是因为闹了小别扭，有时候是因为起了“zip2”这个名字（金博尔和一家营销公司想出了这个名字，但埃隆讨厌它）。“在南非长大的孩 子，打架是正常的，”埃隆说，“这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没有私人办公室，只有隔断式工位，所以每个人都得看着他俩打。在他们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中，二人摔倒在地，埃隆正要暴揍金博尔的脸，金博尔就死死咬住埃隆的手，给他扯下来一大块肉。埃隆只能去急诊室缝合，打破伤风针。金博尔说：“我俩矛盾尖锐的时候，完全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他后来承认埃隆对“zip2”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名字太糟糕了。”
“伟大的东西永远不会在风险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手里诞生，”马斯克告诉《公司》杂志，“他们没有创造力，也没有洞察力。”
作家迈克尔·格罗斯当时在硅谷为蒂娜·布朗的时尚杂志《谈话》(talk)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年轻技术派新晋富豪的文章。“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性格浮夸的人物，他可能会因此遭人哂笑，”格罗斯多年后回忆说，“但我在2000年遇到的马斯克充满了生活情趣，他太讨人喜欢了，即便有些浮夸，你也没法嘲笑他。他宠辱不惊的样子一如今 日，而他那时候还很松弛，心态开放，富有魅力，谈吐风趣。”
马斯克的远大志向给贾丝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跟其他野心家不同，他从不谈赚钱的事。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要么富可敌国，要么倾家荡产，没有第三种可能。真正能吸引埃隆的是他想解决的那些问题。”不管是他说你该跟我好时，还是他说我要造出电动车时，他那不可战胜的强大意志都让贾丝廷欲罢不能。她说：“即使他有时口出狂言，你也会信以为真，因为他自己就深信不疑。”
然而，马斯克身上另外一面的特质也让列夫琴深感震惊，比如他了解一些你以为他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有一次，列夫琴和工程师正在解决一个难题，涉及当时公司正在使用的甲骨文数据库。马斯克探个脑袋过来，虽然他的专长是windows，而不是甲骨文，但他立即明白了列夫琴他们在说什么，并给出了一个精确的技术答案，然后不等他们确认可用就走了。列夫琴和团队翻开甲骨文手册，查阅了马斯克描述的内容。“我们一边一个个核对，一边不约而同地说：‘天哪，他都说对了！’”列夫琴回忆说，“埃隆经常口出狂言，但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对他刮目相看，他对你专业的理解比你自己还深刻。我认为他激励大家工作的方式，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他的锋芒毕露。很多时候你压根想不到他竟然知道这个，都误以为他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大傻瓜。”
接下来的几天，他感觉病情恶化，一度虚弱到几乎无法站立。于是他又打车去医院，医生测量他的脉搏，几乎诊不到脉。于是叫救护车把他送到雷德伍德城的红杉医院。一位传染病专家碰巧路过马斯克的病床，意识到他患的是疟疾，而不是脑膜炎。诊断结果的确是恶性疟，是最危险的一种，还好他们及时发现。很多病人的症状像他一样加重后，往往只剩下一天左右的抢救窗口期，此后恶性疟原虫就无法被根除了。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在他胸口扎了一针进行静脉输液，随后使用了大剂量的多西环素。
到这里我们需要暂停一下，请注意这个场面有多么疯狂：一个30岁的企业家被两家科技初创公司炒了鱿鱼，现在下定决心要打造可以飞往火星的火箭。我们知道，他厌恶假期，他对火箭、科幻小说和《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有着赤子般的热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驱使着他？面对那些为此感到困惑的亲朋好友，在随后几年的交谈 中，他重复强调了三个缘由。
第一，他发现技术进步并不是必然的，戳穿这一点既令人感到惊讶，也让人心生恐惧——技术可能停滞，也可能倒退。美国人已经登上月球，但随后航天飞行项目搁浅，并无相关进展。
第二，殖民其他星球有助于确保人类文明和意识的保留和赓续，以防我们脆弱的地球家园遭遇不测
第三，他的这一动机更加鼓舞人心，他出生在一个冒险者家族，继承了这个家族的精神内核，他在十几岁时就决定搬到一个以拓荒者精神为民族之魂的国家。
当他因俄罗斯人离谱的出价感到气愤时，他开始应用第一性原理进行思考，深入基础的物理学情境，一步步在头脑中构建火箭发射的模型。他因此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叫“白痴指数”，用来计算某个制成品的成本比其基本材料的成本高多少。如果一个产品的“白痴指数”很高，那么一定可以通过规划设计出更有效的制造技术来大幅降 低它的成本。
火箭的“白痴指数”就非常高。马斯克开始计算其中的碳纤维、金属、燃料和其他材料的成本：采用目前的制造方法，成品的成本至少比材料的成本多出50倍。
马斯克于2002年5月成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explorationtechnologies)。起初，他用首字母缩写set作为公司代称。几个月后，他又把他最喜欢的字母捡了回来，改成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spacex。他在早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公司的目标是在2003年9月前发射第一枚火箭，并在2010年前向火星发射一枚执行任务的无人火箭。这样他就成功延续了在paypal的传统：先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时间表，然后“取法乎上得其中”——疯狂的想法原本不可能变成现实，结果是很多年之后最终实现了。
火箭零部件的制造受到军方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规定的数百种规格与要求的制约。在大型航空航天公司，工程师们严格遵守这些金科玉律，马斯克则离经叛道，他要求工程师质疑这些规格要求，这后来成为他五步工作法当中的第一步，在公司内部这一步被称为“质疑”，这也是他开发产品时的口头禅。每当工程师把某项“要求”作为做某事的理由时，马斯克就会质问他们：谁提出的这个要求？如果工程师回答“军方要求”或“法律要求”，都不能让他满意，马斯克坚持要让他们说出提出这些要求的人员姓名。“我们讨论如何鉴别发动机的水平、如何判定燃料箱是否合格时，他会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蒂姆·布扎说，他曾是波音公司员工，后来成为spacex负责发射与测试任务的副总裁，“我们会说：‘军事规格标准里要求的。’他又会问：‘谁起草的？为什么这么要求？’”他反复叮嘱大家，所有要求都应该被当成建议，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只有那些物理学定律约束下的条件。
比如有一套火箭军事规格要求，每个新版本的发动机需要在一连串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多少小时的试射。“这个方法很烦琐，而且成本高昂。”蒂姆·布扎解释说，“埃隆告诉我们，只要制造一个发动机，在试验台上点火，如果它能工作，就把它装在火箭上，送上天。”由于spacex是一家私营公司，而且马斯克愿意藐视规则，所以他们可以冒任何愿意承担的风险。布扎和穆勒持续推进发动机，直到发动机解体，然后说：“好，现在我们知道它的极限在哪了。
“埃隆相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出什么情况都有办法补救。这让我们获益匪浅，而且整个过程很有趣。”这样也为spacex省下了几个月的时间，可以测试火箭样机了。
所以在spacex，一种制造模式被固化了下来：不断尝试新的想法，然后随时准备炸掉做好的东西。当地的居民已经习惯了爆炸，但当地的奶牛还没适应。就像拓荒者围着马车转一样，每当发射场地发生大爆炸，奶牛们就会围成一圈，把小牛犊护在中间。麦格雷戈的工程师们还支起了一个“奶牛摄像头”，这样就可以观看奶牛绕圈的整个过程
马斯克的插手已经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roadster一开始用的是普通的门把手，就是那种按一下就能打开门闩的把手。马斯克坚持要用电动门把手，只要轻轻一碰就能开门。艾伯哈德争辩道：“不管是普通门把手还是电动门把手，想买特斯拉跑车的人都照样会下单的，没有人会冲着一个电动门把手来买跑车。”针对马斯克变更的大部分设计，艾伯哈德提出的反驳基本都是这个论点。但事实证明马斯克是对的，电动门把手成为一项很酷的特色功能，对于打造特斯拉的魅力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正如艾伯哈德警告的那样，它又增加了一项成本。
马斯克给特斯拉负责宣传工作的副总裁发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电子邮件，这个人很倒霉，他从被解雇的斯威策手中接过了这份工作。马斯克写道：“迄今为止，我在公司的角色仅仅被描述为‘早期投资者’，这种提法令人愤怒，这就好比马丁被称为‘早期雇员’一样。我对特斯拉车辆的影响，从大灯到车身造型，从门框到后备箱，我对交通电气化的强烈兴趣早于特斯拉公司诞生前十年。媒体报道里，马丁当然是核心人物，应该排在最前面，但迄今为止，对我在公司地位的轻描淡写简直是欺人太甚、令人发指。”他补充说，他“希望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与每家主要媒体再谈一次”。
肖特韦尔在研究夸贾林岛时发现，这些军事设施的管理方是总部位于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负责人是蒂姆·曼戈上校。当她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马斯克时，他哈哈大笑，他说：“听起来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写的，五角大楼的一个人决定挑一个叫曼戈（Mango 芒果）的上校来管理一个位于热带岛屿的基地。”
马斯克突然一个电话打给曼戈，解释说自己曾是paypal的创始人，现在进入了火箭发射行业。曼戈听了几分钟就挂断了电话，后来他告诉科技博客媒体ars technica的埃里克·伯杰：“我觉得他就是个疯子。”随后曼戈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马斯克，看到他站在价值百万美元的迈凯伦旁边的照片，读到了一些文章说他创办了一家名为 spacex的公司，这才开始相信马斯克说的话。曼戈浏览了spacex的网站，找到公司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另一头还是那个带着轻微南非口音的男人。“嘿，你刚才挂了我的电话吗？”马斯克问道。
关于承担责任，马斯克制定了一条规则：每个零件、每个流程和每条规范都要落实到人。如果出错，他会迅速追责。导致发射失败的泄漏很明显源自一个小小的、用来固定燃料管线的b型螺母。马斯克指责工程师杰里米·霍尔曼，此人是穆勒第一批招进来的员工之一，他在发射的前一天晚上为了能够到一个阀门，就拆掉了螺母又重新装上。在几天后的公开研讨会上，马斯克描述了这个由“我们最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犯下的错误，而在座的都知道他指的是霍尔曼。
事实证明，霍尔曼并没有过错。当他们找到燃料管线时，发现b型螺母的部分仍然保持连接状态，只是螺母已经被腐蚀，裂成了两半，所以夸贾林岛的海风才是罪魁祸首。
科尼格斯曼团队进行了各种计算机模拟，测试燃料晃动带来的风险。只有在极少数的模型中，晃动似乎才是问题。在他们列出的前15大风险清单中，排名第1的是他们用于火箭外壳的、薄薄的材料在火箭飞行过程中发生弯折的可能性，第二级火箭的燃料晃动在风险清单上排在第11位。当马斯克同科尼格斯曼和工程师们一起研究这份清单时，他决定承担其中的一些风险因素，包括燃料晃动。多数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不能仅仅通过模拟来确定。晃动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必须在实际飞行中测试。
他从这些风险投资案例中吸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让一家公司成功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高效地制造产品的能力。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怎么制造那些制造机器的机器。换句话说，你是怎么设计工厂的。”这是一个指导原则，后来马斯克把它内化成了自己的原则。
车身面板的问题导致马斯克开始担心供应链的其他部分，所以他要求沃特金斯通盘梳理整个系统，结果他发现这就是一场噩梦。生产过程始于日本，该国为锂离子电池包生产电池单元。70个电池单元粘在一起形成电池块，然后运到泰国丛林中的一个临时工厂，该厂曾经生产烧烤架。在那里，它们会被组装成一个电池包，其中附有管网作为冷却装置。这些电池包不能用飞机运输，所以必须走海路运抵英国，然后会被送到路特斯的工厂，在那里组装成跑车的底盘。车身面板来自法国的新供应商。随后，带有电池的车身将横跨大西洋，通过巴拿马运河运到位于帕洛阿尔托附近的特斯拉装配厂。在那里，有团队负责最后的组装，包括ac推进公司的电机和动力传动系统。当一个电池包最终组装到一辆消费者购买的新车当中时，它其实已经游历了世界各地。
这个过程不仅在物流上大费周章，而且给公司的现金流带来了问题。在这趟旅程开始时，每个电池单元的成本是1.5美元，加上人工费，一块由9 000个电池单元组成的完整电池包需要15 000美元。特斯拉必须预付这些费用，但这些电池包要在9个月后才能完成世界之旅被装到车上，再将车交付给消费者。其他供应过程漫长的零部件也同样烧钱。外包的确可能帮你省钱，但会吞噬公司的现金流。
马斯克此时应该已经知道，他不善于与首席执行官分享权力，但他仍然不想亲自出任这个职位。16年后，他将自己任命自己，成为五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在2007年，他认为自己应该像几乎所有的首席执行官一样，坚持只做一家公司，对他来说那就是spacex。
马斯克反驳说，如果领导者的性格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可能会让他变得软弱。他告诉迈克尔，想要成为每个人的朋友，就会导致你过于关心眼前这个人的情绪，而不是关心整个公司的成功，这种做法会导致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迈克尔·马克斯不会解雇任何人。”马斯克说，“我会告诉他：‘迈克尔，你不能跟同事们说大家要加把劲儿 啊。’然后眼瞅着大家的工作毫无起色，他们却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
马斯克的钱已经花完了，特斯拉的现金流正在大出血，spacex的火箭也已经连续三次坠毁。但他还不打算放弃。恰恰相反，他将孤注一掷，他在发射失败几小时后宣布：“spacex今后在执行过程中不会跳过任何一步。毫无疑问，spacex必将在抵达预定轨道方面取得成功。我永远不会放弃，我是说永远不会。”
第二天，在spacex的会议室里，马斯克与科尼格斯曼、布扎和夸贾林岛的发射团队举行了电话会议。他们查看了数据，想出了一些解决办法，要留出更多的火箭分离时间，这样就不会再次发生撞击。马斯克的心情很沉痛。他说：“我的婚姻状况，还有spacex和特斯拉发生的事情，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我甚至连个房子都没有，房子归贾丝廷了。”团队担心他会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把锅甩给某个人，他们已经为他冷酷的爆发做好了准备。
但出乎意料的是，马斯克告诉大家，洛杉矶的工厂里放着第四枚火箭的零部件。他说，要造好它，还要尽快把它运到夸贾林岛。他给了他们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最后期限：在六周内发射第四枚火箭。“他让我们这么做，”科尼格斯曼说，“我大吃一惊。”乐观的情绪在总部蔓延开来。“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那以后都会抄起防晒霜，跟着他踹开地狱之门。”人力资源总监多莉·辛格说，“大楼里的气氛从绝望和失败的愁云惨淡，顷刻间变成了人声鼎沸和壮志雄心。”
《连线》杂志记者卡尔·霍夫曼曾与马斯克一起观看第二次试射的过程。霍夫曼找到马斯克，问他如何才能保持这样乐观的态度。“乐观，悲观，滚蛋吧！”马斯克回答，“我们会让这一切成为现实。上帝为我做证，我一心只想让它成功。
2008年秋，情况变得更加危急，马斯克恳求朋友和家人提供资金，帮特斯拉支付工资。金博尔在经济衰退中损失了大部分资金，和埃隆一样，已经接近破产。他一直坚持持有37.5万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他说他需要用这些股票变现来支付银行贷款。埃隆说：“我需要你把这些钱投入特斯拉。”金博尔一贯支持他，所以卖掉了股票，按照埃隆的要求做了。金博尔随即接到了科罗拉多资本银行打来的电话，对方愤怒地警告说他正在破坏他的个人信用记录。“对不起，但我必须这样做。”金博尔回答说。几周后，当银行再次打来电话时，金博尔做好了大吵一架的准备。但对方言简意赅地告诉他，科罗拉多资本银行刚刚倒闭。金博尔说：“2008年就是这么糟糕。”
马斯克的朋友比尔·李投资了200万美元，谷歌的谢尔盖·布林投资了50万美元，甚至特斯拉的普通员工也给他签了支票。马斯克以个人名义借款来支付各种开销，其中包括每月支付他自己的离婚律师和贾丝廷的离婚律师的费用（加州法律要求较富裕的配偶支付），共计17万美元。“上帝保佑杰夫·斯科尔，他给埃隆送钱，帮他渡过难 关。”妲露拉谈到马斯克的朋友时说道，斯科尔是ebay的第一任总裁。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也出手相助，借给马斯克100万美元。妲露拉的父母甚至也提供了帮助，她回忆说：“我很不安，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他们说会把房子重新抵押，帮着筹一些钱。”这个提议被马斯克拒绝了，他对妲露拉说：“我的确是在倾我所有做这些事，但你父母不应该因我的处境而冒失去房子的风险。”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妲露拉惊恐地看着马斯克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有时还挥舞着手臂大喊大叫。“我一直以为他是心脏病要发作了。”她说，“他有睡惊症，只在睡梦中尖叫，有时候还像是在挠我。那真的很恐怖。我很害怕，而他当时也很绝望。”有时他冲进洗手间，开始呕吐。“呕吐物要是回流到他的胃里，他就会吼叫着干呕。”她说，“我会站在马桶边，扶着他的头。”
马斯克对压力的承受度很高，但2008年发生的一切几乎突破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说：“我每天都在工作，不分昼夜，人们需要我变出戏法来，看着我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那么我就再掏一只出来，然后再掏一只出来。”他的体重增加了很多，然后又突然全部减掉，甚至掉的比涨的更多。他开始驼背，走路时脚趾发僵。但他变得精力充沛，注意力高度集中。头顶悬着一把剑，所以他丝毫不能懈怠。
最终蒂尔妥协了，同意创始人基金向spacex注资2 000万美元。蒂尔说：“我内心的一部分想法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再续paypal传奇。”这笔投资是在2008年8月3日宣布的，就在第三次试射失败之后。也正是依托这笔投资，马斯克跨过了生死线，他宣布他将继续为第四次发射提供资金。
猎鹰1号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由私人制造的、从地面进入预定轨道的火箭。马斯克的团队只有500名员工（波音公司的同类部门有50000人），他们从头开始设计整个系统，自己完成所有建造工作，几乎没有外包，而且资金也是私人提供的，主要来自马斯克本人。spacex签订了为nasa和其他客户执行任务的合同，但他们只有在发射成功后才会得到报酬，没有补贴，也没有成本加成合同。
马斯克面容冷峻，在发射过程中，他的胃一直在绞动，几乎快要吐了。即使在成功之后，他也很少感到喜悦。“我的皮质醇水平，我的应激激素、肾上腺素都太高了，以至于我很难感到快乐。”他说，“我只是觉得如释重负，就像劫后余生的那种感觉，但其中不包含快乐。我当时压力太大了。”
12月22日，马斯克的手机响起，他接到一个电话，似乎也为可怕的2008年拉下了帷幕。nasa的航天主管威廉·格斯滕迈尔（此人后来加入了spacex）告诉他一个消息：spacex将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在空间站和地球之间进行12次往返运输。“我爱nasa，”马斯克回答，“你们真棒。”随后他把他的电脑登录密码改为“ilovenasa”。
能源部对特斯拉的贷款并不是立即注入现金，与救助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资金不同，特斯拉的贷款资金与公司实际支出挂钩。马斯克解释说：“我们必须先花钱，然后向政府提交发票。”所以能源部的第一张支票直到2010年年初才开出来。三年后，特斯拉偿还了贷款和1 200万美元的利息。日产在2017年偿还了贷款，菲斯克破产了，而截至2023年，福特还欠着这笔钱。
2008年8月，冯·霍兹豪森来到spacex的第二天，他站在格温·肖特韦尔身旁，在工厂食堂附近通过显示屏观看了spacex在夸贾林岛进行第三次试射的画面。那次发射失败了，因为助推器在分离后突然一蹿，撞到了第二级火箭。霍兹豪森猛然间意识到，他已经告别马自达那种舒适的工作，他正在为一个天才、一个狂人工作，而这个人沉迷于风险动荡和戏剧性事件。spacex和特斯拉当时的经营状况似乎都在经历螺旋式下降，呼啸着奔向破产的境地。冯·霍兹豪森说：“末日将近，有那么几天我在想，我们可能要撑不下去了，想展示一下我们心目中这款酷炫的新车，可能连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很典型的马斯克式做法，给新车绘制造型设计图纸的设计师应该与那些能决定车辆制造工艺的工程师携手合作。冯·霍兹豪森说：“在我工作过的其他公司里，有一些设计师的状态就是当甩手掌柜，他们有了设计思路，然后就把它发给工程师，对方可能在另一幢大楼里工作，甚至在另一个国家工作。”而马斯克会让工程师和设计 师共处一室，冯·霍兹豪森说：“这样做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培养出一群像工程师一样思考的设计师，再培养出一群像设计师一样思考的工程师。”
这与史蒂夫·乔布斯和乔纳森·伊夫在苹果公司贯彻的设计法则是一致的：设计不仅是美学问题。真正的工业设计必须将产品的外观与它的工程问题联系在一起。乔布斯曾经解释说：“在大多数人看来，设计就是徒有其表，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能比设计的意义更深入。设计是人造产品的灵魂内核，它最终体现在人造物由表及里的所 有层次当中。”
还有一个设计原则来自苹果的设计工作室。当乔纳森·伊夫在1998年构思一款糖果色的imac时，他希望能做到对用户友好，在设计中加入了一个凹陷的把手。虽然这个设计的实用性并不强（因为imac是台式机，有了它也不意味着电脑可以随身携带），但它传递出了一个对用户友好的信号。“有了这个把手，产品就可能同用户建立起一种联系。”伊夫解释说，“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它允许你去触摸它。”
与伊夫的设计理念类似，冯·霍兹豪森设计了一种开门方式，让门把手的表面与车门齐平，当司机拿着车钥匙走近时，门把手会弹出并亮起，就像一次愉快的握手。这没有给车增加任何了不起的新功能，因为一个普通的按压式门把手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但马斯克立刻接受了这个想法，它会向司机传递一个活泼又友好的信号。他说： “门把手感应到你正在接近它，它就亮了起来，还弹出来迎接你，看上去就很神奇。”
工程师和制造团队就这个想法展开了博弈。车门里面几乎没有空间容纳实现这一功能的装置，而这些装置还必须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正常工作数千次。其中一位工程师用马斯克最喜欢的一个词——“愚蠢”——回敬他，但马斯克依然坚持保留这个设计。他命令道：“不要再和我争论这个问题了。”这最终成为新车的标志性特征，与车主建立起了一种情感联系。
几十年来，成本加成合同让航空航天业对成本控制问题漠不关心。火箭上的一个阀门比汽车上用的类似阀门要贵30倍，所以马斯克不断要求他的团队多从航空航天领域以外的公司采购零部件。nasa在空间站中使用的门闩，一个就要1 500美元。spacex的一名工程师改造了浴室隔间门上使用的插销，做出了一种闭锁机构，成本只要30美元。一名工程师走到马斯克的办公室隔间，告诉他猎鹰9号有效载重舱的空气冷却系统要耗资300多万美元，他就扯着嗓子问旁边隔间的格温·肖特韦尔：家用的一套空调系统成本要多少钱？她回答说大约6 000 美元。随后spacex团队就买了一些商用空调设备，改造了其中的泵，然后就把它用在了火箭顶部。
“有些人说，以这种方式与私人部门合作是不可行的、不明智的。”奥巴马在演讲中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通过采购太空运输服务，而不是购买航天载具，我们可以继续确保太空项目的落地执行遵循严格的安全标准。我们也将加快创新的步伐，因为参与其中的公司，无论是年轻的初创公司，还是成熟的领军企业，都在设计、建造方面不断展开竞争，在把宇航员和物资送出大气层这件事上不断地发挥着创造性。”
马斯克证明自己不是“疯癫之人”的机会来了，或者说他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是个靠谱的人。两个月后，2010年6月，猎鹰9号尝试了首次不载人的试验性入轨飞行。猎鹰1号在发射成功前失败了三次，而这次的新火箭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斯克认为第一次试射不太可能成功，但现在压力更大了，因为总统已经将这种商业发射模式定为美国发展航天事业的政策。正如《华尔街日报》所写的那样：“白宫的新政本就步履蹒跚，一次看点十足的发射失败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新政的说服力——他们试图说服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帮助spacex，可能还要加上spacex的另外两家竞争对手，为nasa即将退役的一批航天飞机开发商用替代品。”
2000—2010年，美国失去了1/3的制造业工作岗位。通过把工厂搬到国外，美国公司节省了劳动力成本，但他们丧失了对于如何优化、打磨产品的真实体验感。
在重新设计这座工厂时，马斯克将工程师的隔断式工位放在了装配线的角落里，所以每当他们做出来的某个设计元素拖延了生产进度，他们就会看到闪烁的灯光，听到工人的抱怨声。马斯克经常召集工程师同他一起在生产线上走来走去。他自己的开放式办公桌就放在装配线中间，四周没有墙壁，桌子下面有一个枕头，他想过夜时就可 以用上。
特斯拉买下工厂后的一个月，公司上市了，这是自1956年福特公司上市以后第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他带着妲露拉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敲响了开市钟。上市首日收盘，大盘下跌，但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40%，为公司融到了2.66亿美元。当天晚上，马斯克飞往美国西部的弗里蒙特工厂，在那里他言简意赅地说了一番祝酒词。他说：“再见吧石油。”2008年年底，特斯拉已经濒临破产倒闭，而此时，仅仅过去18个月，它已经成了美国最受人追捧的新锐公司。
马斯克最喜欢的一个词或者说概念就是“硬核”。他在创办zip2时用“硬核”来描述他想要营造的职场文化。近30年后，他在重塑推特温和、人性化的文化时也会提到这个词。随着model s生产线的产能爬坡，他在写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地阐明了他的宗旨，邮件标题就是“超级硬核”，正文写道：“请大家做好准备， 迎接超高的工作强度，这种强度，你们大多数人此前从未承受过。心理素质不够强大的人是没法颠覆一个行业的。”
为了促成合作，马斯克和施特劳贝尔想出了一个“忽悠”对方的招数。在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们弄得灯火通明，让推土机开始工作，为施工做准备。随后施特劳贝尔邀请松下的伙伴们和他一起在一处观景台上观看施工过程。这样做释放的信息很明确：特斯拉正在推进工厂的建设，松下是想加入呢，还是想被甩在后面？ 这一招奏效了，松下年轻的新任社长津贺一宏邀请马斯克和施特劳贝尔到访日本。施特劳贝尔说：“这次双方得亮底牌了，我们必须让他做出正式承诺：双方将一起打造这座听上去不可思议的超级工厂。”
晚宴在一家传统的日本餐厅举行，宴会规格正式，用的是日式矮桌，上的是日本料理。施特劳贝尔很担心马斯克的表现，他说：“埃隆平时开会时可能剑拔弩张，言行举止不可预测，但我也见过他的另一面，当他意识到场合很重要时，他会突然变成一个言简义丰、魅力十足、情商极高的商界领袖。”在同松下高层会面的晚宴中，这个迷人的马斯克又登场了，他勾勒出一幅宏伟的蓝图，宣称将推动全球交通领域向电动车转型，还阐述了为什么两家公司应该携手共创这番事业。“我感到有点儿震惊，对他刮目相看。天哪，他平时真不是这副样子啊！”施特劳贝尔说，“他平时说话东拉西扯的，你也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要干什么。结果突然间，他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
每个人都紧张地笑着，跟着一起过去。这就像雷德利·斯科特电影中的场景：地面上有弹坑，灌木丛在燃烧，到处是烧焦的金属碎片。史蒂夫·尤尔韦松问马斯克，他们能不能捡些碎片作为纪念品。“当然可以！”他说着，自己也捡拾了一些碎片。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想给大家打打气，他说人生中失败带来的经验教训都是最宝贵 的。“如果有的选，”马斯克回应道，“我宁愿从成功中学习这些经验。”
马斯克从不回避风险，即便是那些不必要的风险：他把一个粉红色气球放在他的腹股沟下面，让表演者蒙住双眼扔飞刀扎破气球。
有过些许犹豫，有过几次和解，2015年9月，她终于在30岁生日那天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她在洛杉矶完成了hbo电视网剧集《西部世界》的拍摄，随后永远搬回了英国。但她向他做出了一个承诺，她说：“你是我的罗切斯特先生。”她指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女主人公忧郁的丈夫。“如果桑菲尔德庄园被烧毁，你失明 了，我会去找你，我会照顾你的。”
佩奇反驳说，如果有一天机器的智力，甚至机器的意识，都超过了人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不过是进化的下一阶段罢了。
马斯克却说，人类的意识是宇宙中宝贵的一缕烛光，我们不应该让它熄灭。佩奇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人在胡说八道，如果意识可以在机器中复制，为什么它不配具有同等的价值？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能够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机器中。佩奇指责马斯克是“物种主义者”，只偏袒自己这个物种的生存。“嗯，没错，我是支持人类优先 的。”马斯克回应道，“我就是热爱人类啊，兄弟。”
他们在晚餐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由大公司控制的少量人工智能系统更安全，还是大量独立系统更安全。他们的结论是，大量彼此竞争的系统能相互制衡，这样会更好。就像人类集体协作能抵御人类恶霸一样，一大批独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也会努力阻止邪恶机器人的行径。对马斯克来说，让openai真正开放的原因就是要让许许多多的人能根据其源代码建立各自的系统。他对《连线》杂志记者史蒂文·利维说：“我认为，防止人类滥用人工智能的最佳防火墙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都拥有人工智能。”
马斯克还意识到，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能否成功，取决于它能不能从真实世界获得大量数据供机器学习。他当时意识到，特斯拉就是这样一个“金矿”，它每天收集数百万帧司机处理各类情况的视频。他说：“特斯拉可能比世界上其他公司拥有更多的真实世界数据。”他后来意识到，另一个真实世界数据的宝库就是推特：截至2023年，推 特每天要处理5亿条人类发出的帖子。
无奈之下，萨姆·特勒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要求交通部门重新粉刷该路段的车道线。他们没有得到回应，就想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自己租一台划线机，凌晨3点开出去，封闭高速公路入口一个小时，重新画好车道线。当时同事们已经看好一台道路划线机，与此同时，一个同事终于与交通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此人是马斯克的粉丝。他同意重新画线，条件是他和部门的几个同事想参观一下spacex。特勒带他们参观了公司，双方合影留念，随后车道线被粉刷一新。此后，马斯克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就能很好地沿着车道线驾驶车辆了。
“如果他松口承认实现这个需要很长时间，”冯·霍兹豪森在2022年年底说，“那么就没人会围着这件事忙活，我们也不会设计出一款自动驾驶车辆。”在当年与分析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承认，这个过程比他在2016年预期的要艰难。“最后归根到底，”他说，“要搞定完全自动驾驶，实际上必须先解决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
“冒险是生活的燃料。”
在埃隆建议他们做太阳能板的生意后，林登和彼得想搞明白为什么美国买这个东西的人那么少，其实答案很简单，彼得说：“我们意识到，过去这一行的消费体验很糟糕，前期投入费用高，无形中给客户设立了过高的门槛。”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化购买过程的办法：客户可以拨打免费电话，销售团队就会用卫星图像测量屋顶的大小和日照水平，然后公司提供一份合同，说明布设的成本、能帮客户省下的电费和收费目录。如果客户同意，公司将派遣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团队来家里安装太阳能板，帮客户申请政府退税。
马斯克对该公司的一些做法感到越来越失望，特别是它过于依赖销售团队的积极性，为了刺激销售业绩，公司采取返佣的方式。马斯克说：“他们的销售策略跟那些挨家挨户推销刀具套装或者其他类似玩意儿的模式没什么两样。”他的本能告诉他，好东西不应该这么卖。马斯克从来都没在销售和营销方面投入过太多精力，因为他相信 如果你做出来一款伟大的产品，订单会自己找上门来，根本不用发愁销售的事。
后来，特朗普告诉cnbc的主持人乔·克南，他对马斯克印象深刻。“他喜欢火箭，顺便说一下，他在火箭领域做得也很不错，”特朗普对克南说道，随后就陷入了特朗普式的胡言乱语，“我从来没有见过发动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器没有翅膀，没有装任何东西，它就降落了，我是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我很担心他，因为 他是我们国家伟大的天才之一，我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天才，你知道我们必须保护爱迪生，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些创造出灯泡、车轮和各种东西的发明家。”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天，马斯克去白宫参加了头部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圆桌会议，两周后他又去参加了类似的会议。他的结论是，特朗普作为总统与作为候选人的时候没什么不同，他的小丑行为不仅是一种表演。“特朗普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牛的胡扯大师之一，”马斯克说，“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胡扯的时候会让旁人摸不着 头脑。但如果你把特朗普的发言权当成一个骗子在演戏，那他的行为差不多就说得通了。”当这位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马斯克就退出了总统的顾问委员会。
他们的关系在2017年4月更进一步。马斯克飞到澳大利亚去找她，当时她正在那里拍摄电影《海王》，她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试图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的爱人、一位公主战士。他们手拉着手走过野生动物保护区，参加了树上穿越课程，之后希尔德发布了一张他们在一起的照片，能看到他的脸颊上有一个唇印。马斯克告诉希尔德，她让他想起了电子游戏《守望先锋》中他最喜欢的角色——天使，所以她花了两个月时间设计并委托第三方制作了一套从头到脚的“天使”服装，这样她就可以在他面前扮演这个角色。
埃隆被艾梅柏吸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在重复着一种亲密关系的模式。“他爱上了这些对他非常刻薄的人，真的是一种悲哀。”金博尔说，“她们的确很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们的内心有着非常阴暗的一面，埃隆心知肚明，这种感情是有毒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投身其中呢？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马斯克，他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在感情里就是个傻瓜，”他说，“我经常犯傻，在爱情里尤其如此。”
与艾梅柏的分手，还有他父亲与继女有了孩子的消息，让马斯克心力交瘁。他的精神状态开始了一段在抑郁、恍惚、眩晕和狂躁之间颠来倒去的时期。他情绪十分低落，几乎因紧张性神经症而恍惚，因抑郁而崩溃。随后，就像有人按动了一个开关一样，他变得晕头转向，一次次重放巨蟒剧团过去的短剧，剧中愚蠢的踱步和古怪的辩论 惹得他发出一阵阵断断续续的笑声。2017年夏到2018年秋，于公于私都是他人生中最接近地狱的一段经历，甚至比2008年的那段危机还要糟糕。“那是我有史以来痛苦体验最为集中的时期，”马斯克说，“18个月无休无止的精神错乱状态，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
麦克尼尔花了半个小时才说动他起身。“他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走到了一个能让他安坐在椅子上的地方，随后我们安排其他人进入房间，让他完成开场陈述，接下来我们替他打掩护。”麦克尼尔回忆道。会议一结束，马斯克就说：“我得躺下，得关灯。我只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麦克尼尔说，同样的情景上演了五六次，其中有一次在会议室里，他不得不躺在马斯克身旁的地板上，只是为了让马斯克批准一个网站设计的新方案。
马斯克说，他处理自己精神问题的方式就是“默默承受痛苦，确保自己真正关心着正在做的事情”。
他从内华达州生产电池的超级工厂开始。生产线的设计者告诉马斯克，每周生产5 000个电池包太疯狂了，他们最多能生产1 800个。“我要是认可你说的话，特斯拉就死定了。”马斯克告诉他，“我们要么每周生产5 000辆车，要么就连生产成本都覆盖不了。”这位主管说生产线扩产还需要一年时间，马斯克立刻就把他调走了，找来了新的负责人布莱恩·道，他身上有马斯克喜欢的那种“大刀阔斧向前冲”的劲头。
马斯克开始主抓工厂车间工作，成了一个狂热的“大元帅”。“那真是疯起来不要命，”他说，“我们当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还经常打地铺。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我正在保持理智的边缘疯狂试探。’”他的同事们表示同意。
自20世纪初有了流水线以来，大多数工厂的设计都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搭建生产线，工人要在每个工位上完成特定的任务；第二步，生产线跑通以后，机器人和其他设备陆续进场，渐进式地替代一部分工人的工作。然而，马斯克把这两步颠倒了过来。他有一个愿景，打造一种现代化的“外星人无畏舰”工厂，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自动化地完成每一项工作。“我们有一条自动化程度极高的生产线，用了大量的机器人，”施特劳贝尔说，“但有一个问题——它不好使。”
这件事让他长了一个教训，从此去自动化成为马斯克“量产方法论”的一部分：务必要等到设计过程的其他部分都做完以后，在你质疑了所有要求、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部分以后，再引入自动化设备。
2018年的整个春天和初夏时节，马斯克都在厂房里来回走动，就像在内华达工厂一样，临时做出各种决定。容科萨说：“埃隆完全疯了，一个个工位地跑。”马斯克统计过，情况好的时候，他一天在厂房里能下100道命令。“至少有20%的命令是错的，我们过后又要改正。”马斯克说，“但如果我不做出这些决定，特斯拉就完蛋了。”
马斯克喜欢军事史，特别是战斗机研发的故事。5月22日，在弗里蒙特工厂的一次会议上，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二战的故事。当时美国政府需要赶制轰炸机，就在加州的航空航天公司的停车场里搭建了生产线。马斯克与杰洛姆·谷利安讨论了这个想法，并很快将谷利安提拔为特斯拉的车辆业务总裁，他们二人觉得特斯拉可以效仿美国政府当年的做法。
在弗里蒙特区划法中，有一条叫作“临时车辆维修设施”的规定，它的作用是允许小型加油站搭建帐篷，方便车辆更换轮胎或消声器，但并没有规定帐篷的最大尺寸。“去办一个许可证，然后咱们搭一个巨大的帐篷出来，”马斯克对谷利安说，“以后我们再补交罚款。”
7月1日，周日，凌晨1点53分，一辆黑色的model 3下线，挡风玻璃上挂着一条纸质横幅，上面写着“第5 000辆车”。当马斯克在手机上收到现场照片时，他向所有特斯拉员工发送了一条信息：“我们成功了！……我们创造了一种突破不可能的全新解决方案，在帐篷里全力以赴地拼搏。无论如何，我们成功了……我认为这标志着我们刚刚成为一家真正的车企。”
工作法包含了五大步骤：
1.质疑每项要求。提出任何一项要求时，都应该附上提出这一要求的人。永远不要接受一项来自某个部门的要求，比如来自“法务部门”或者“安全部门”的要求。你必须知道提出这项要求的人的名字。接下来你应该质疑它，不管这个人有多聪明。聪明人提出的要求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人们不太可能质疑他们。这件事要一直做下去，即便这项要求来自我马斯克本人。质疑后，大家就要改进要求，让它变得不那么愚蠢。
2.删除要求当中所有你能删除的部分和流程，虽然你可能还得把它们加回来。事实上，你如果最后加回来的部分还不到删除部分的10%，那就说明你删减得还不够。
3.简化和优化。这应该放在第2步之后，因为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简化和优化一个原本不应该存在的部分或者流程。
4.加快周转时间。每个流程都可以加快，但只有遵循了前三个步骤之后才能这么做。在特斯拉工厂，我错误地把很多精力花在加快生产流程上，后来我才意识到有些流程原本就应该被拿掉。
5.自动化。在内华达工厂和弗里蒙特工厂犯下的一个大错就是我一开始试图将每个步骤进行自动化改造。我们本应该先质疑所有要求，删除不必要的部分和流程，把问题筛出来、处理掉，然后再推进自动化。
这套工作法有时还衍生出一些推论，包括：
- 所有技术经理都必须有实战经验，比如说软件团队的管理人员必须至少花20%的时间进行编程，太阳能屋顶业务的经理必须花时间在屋顶上亲自做安装工作。否则光说不练，他们就像是不会骑马的骑兵队队长、不会舞刀弄枪的将军。
-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很危险的，人们会因此不再质疑同事的工作成果。人们天然有一种倾向是不想把要好的同事踢下船，而这种危险倾向一定要避免。
- 犯错没关系，但错了还不肯低头就不行。
- 永远不要要求你的团队做你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
- 每当有问题需要解决时，不要只与你直接管理的相关负责人聊。深入调研就要跨层级沟通，去跟你属下的属下直接交流吧。
- 招聘要招态度端正的人。技能是可以教的，但要扭转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可就太费劲了，得给他“换个脑子”。
- 疯狂的紧迫感是我们公司运作的法则。
- 唯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物理学定律能推导出来的规则，其他一切 都只是建议。
马斯克的朋友开始把他的这场危机称作他处于一种“开环状态”。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一个物体没有可以为其提供指导的反馈机制，比如跟一枚制导导弹比起来，手枪的子弹就处于开环状态。金博尔说：“每当我们有朋友进入开环状态，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收到不断迭代、更新的反馈，他们似乎也并不关心结果怎样，这时我 们会主动让其搞清楚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因此，在恋童癖者推文事件升级后，金博尔对哥哥说：“好吧，我得给你个开环警告了。”四年后，当埃隆要收购推特时，金博尔再次说出了这句话。
多数时候，马斯克对一些人的离去并不会感伤，他喜欢有新鲜血液加入公司。他更担心的是一种被他称为“富裕了就不再事必躬亲”的现象，马斯克觉得有些人在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挣够了钱，也买了几处度假小屋，所以就再也不怀念在工厂里打地铺的日子。不过施特劳贝尔不一样，马斯克在同他的关系中感受到了战友般的情谊，也对他的职业素养赋予高度的信任，他们二人之间是“英雄惜英雄”。“埃隆不愿意让我走，我还挺惊讶的。”施特劳贝尔说。
当格莱姆斯将马斯克的能力同甘道夫相提并论时，马斯克给她做了一个关于《指环王》的快速小测试，想看看她是不是《指环王》的铁杆粉丝，结果她通过了测试。马斯克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作为礼物，格莱姆斯送给他一盒她收集的动物骨头。晚上，他们一起听丹·卡林的播客《硬核历史》，还有其他历史播客和有声读物。 “我要是认认真真地想和一个人在一起，那我的约会对象必须得过的一关就是，他也能在睡前听一个小时有关战争史这类题材的播客。”格莱姆斯说，“埃隆和我一起听完了很多战争题材的节目，比如古希腊、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战略故事。”
有时，埃隆的某个人格似乎记不住另一个人格都做了什么。“你对他说了些什么，过后他就完全记不得你说过，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脑中世界。”格莱姆斯说，“如果他专注于某件事，外界刺激对他就无效，他不会接收外部输入的任何信息。一个东西可能就放在他眼前，但他看不到。”就像他上小学时那样。
2018年特斯拉状况百出让他心神不宁，格莱姆斯想哄他放松放松。“不如意事常八九嘛，但也不是事事都糟心啊，”有一天晚上她对马斯克说，“你也不用把每件事都弄得火急火燎的。”但格莱姆斯心里也清楚，旁人不会明白，马斯克的不安恰恰是推动他走向成功的驱动力之一。他的“恶魔模式”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尽管她花了更
长时间才理解了这一点。格莱姆斯说：“‘恶魔模式’造成了很多混乱，但确实能帮他把破事儿都搞定。
夜复一夜，马斯克直挺挺地坐在床边，无法入眠，身旁是他的女友格莱姆斯。有些夜晚，他一直坐到天亮，都没有挪过地方。特斯拉在2018年实现了产量激增，接二连三的动荡也挺了过去，但它依然需要进行新一轮融资才能维持运营，而做空者就像秃鹫一样在公司股票上方盘旋。2019年3月，马斯克再次进入了“戏剧性危机”模式。有一天破晓时分，他对格莱姆斯说：“我们必须筹集到资金，否则就完蛋了。”他需要想出一个远景宏大的商业故事才能扭转局面，让投资者相信特斯拉会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车企。
有一天晚上，他一直开着灯，沉默地盯着天空。格莱姆斯说：“每隔几个小时，我就会醒来一次，看他还是呆坐在那里，一副思考者的架势，坐在床边沉默不语。”第二天早上她起床时，马斯克对她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他解释道，解决方案就是让特斯拉举办一个“自动驾驶日”，他们可以向投资者演示特斯拉如何制造出一 辆可以自动驾驶的电动车。
实现了这个过程，使马斯克从此对玩具业青睐有加，他一再敦促他的团队成员要多从机器人和乐高积木等玩具当中获得灵感。马斯克说：“他们必须非常快速、低成本地生产出没有缺陷的产品，还必须在圣诞节前全部搞定，否则就会有小朋友不开心了。”当他在工厂里走动时，他向一群机械工程师介绍了乐高积木的精密模压工艺，每块积木的尺寸保持高度的精确性和一致性，误差控制在10微米内，这意味着零部件之间的通配性极高。汽车零部件也需要达到这样的水平。“追求更高精确度并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主要看你到底有多上心。”马斯克说，“你真的关心精确制造的问题吗？如果你关心，那么你就能让制造过程更精确。”
格里芬的异卵双胞胎哥哥泽维尔的名字取自马斯克在漫威漫画《x战警》系列中最喜欢的角色。泽维尔意志坚定，深深地憎恶资本主义，甚至憎恶财富。这也使得父子之间的交流困难重重——无论是当面说话还是发信息，泽维尔反复强调：“我恨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泽维尔的态度促使埃隆决定卖掉他的房子，不过太奢靡的生 活，但此举对弥合父子关系于事无补。到2020年，他俩的关系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泽维尔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去看望新出生的x。
他在x诞生前三天发了一条推文：“我正在出售名下几乎所有的实物资产，我将不再拥有房产。”接受采访时，他向乔·罗根解释了是什么情绪推动他做出了这一决定，他说：“我认为持有这些资产让我感受到了些许压力，它们正是别人可以用来攻击我的靶子。近年来，‘亿万富翁’已经成为贬义词，好像富有就是一件坏事。人们会说：‘嘿，亿万富翁，你什么东西都有啊。’好吧，现在我身无一物了，你们还打算把我怎么样呢？”
那年夏天，他向波音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介绍了spacex如何推动年轻工程师开拓创新。“如果波音不做出改变，”他说，“行业顶级人才就会流失。”副总裁回答说，波音公司不需要聘用这些想在技术上搞颠覆式创新的人，“也许我们想招的就不是什么顶尖人才，我们要的是能踏踏实实在这长期干下去的人”。听完这席话，邓契夫递交了 辞呈。
每当决定录用一个人或者提拔一个人时，马斯克都抱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态度比他的简历、他所掌握的技能更重要。他对“工作态度好”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渴望疯狂工作、拼命工作。所以马斯克当场就雇用了邓契夫。
作为一个花了十几年时间专注于体操训练的人，休斯很欣赏马斯克全情投入的工作状态。“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他的工作任务中去，这就是他所期望的回报。”休斯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他的下属，你肯定会意识到你只是一个用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工具人，这没什么问题。但有时候，工具人出现了磨损，他会觉得他可以直接换掉这个工具人。”的确如此，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以后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马斯克确实有这种感觉，他觉得谁要是优先想到的是过舒服的小日子，谁就应该离开。
2022年5月，休斯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说：“为埃隆工作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你的生活会被工作填满，没有时间分给其他事情，有时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如果猛禽发动机是已有发动机中性价比最高的那款，还能把人类送上火星，那么个人牺牲都无所谓，这就是我八年多时间里所抱持的信念。但现在，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离世后，我觉得是时候把注意力放到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了。”
其他潜在客户也想预订spacex的航天之旅，其中有一位综合格斗比赛的发起人想在太空中来一场零重力比赛。一天晚上，马斯克在博卡奇卡喝酒时想起这件事就笑出了声。比尔·莱利说：“我们不想接这一单。” “为什么不接？”马斯克问，“格温说他们会支付5亿美元。”
“接这单会让我们的名誉受损。”负责建造spacex星际基地的工程师萨姆·帕特尔回答说。
“这倒也是，我们不应该现在就接这种单子，”马斯克表示同意，“或许在把平民送入轨道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以后，我们能接这种单子。”
马斯克在内心消化这次发射所蕴涵的意义时，以《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方式对人类做出的努力进行了反思，其中富含哲理。马斯克说：“让电动车普及化是大势所趋，没有我，别人也能干成。但让人类文明成为星际文明，这可不是我们命中注定就会发生的事情。”早在50年前，美国曾将人类送上月球，此后再无进展，反而还退步了，航天飞机只能在近地轨道上飞行，在它们退役之后，美国甚至连这个都办不到了。“技术不会自动进步，”马斯克说，“这次飞行任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任何进步都需要人类的推动。
1337发动机的狂飙运动和撤退之举是马斯克有意为之——为了让他的团队能更大胆地思考而精心设计的一套策略呢，还是他一时兴起又反悔的冲动之举？二者兼而有之，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大家解放思想，不要让各种繁文缛节束缚了手脚，而这些新想法将被整合进猛禽发动机的改进目标。“这项工作有助于我们厘清一台理想的发动机应该是什么样的，”麦肯齐说，“但对于推动星舰计划急需处理的那些任务，它帮不上什么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肯齐和他的团队生产猛禽发动机的过程几乎就像在装配线上生产汽车。到2022年感恩节，他们每天的发动机产量超过一台，为未来的星舰发射做好了发动机储备工作
当时他正在删减猛禽发动机上的各处连接，因为多一处连接就多一处潜在的故障点。“它必须是一款一体化的设备，”他告诉这些灰心丧气的neuralink工程师，“要呈现为一整套简洁的封装产品——没有电线，没有连接，没有路由器。”因为没有任何物理定律，也没有任何基本法则规定，不能在一台一体化设备上实现所有的功能。当工程师们试图解释为什么要保留路由器时，马斯克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说：“删掉它，删掉它，删掉它，删掉它。”
会议结束后，工程师们经历了典型的“后马斯克忧虑障碍”：先是困惑，随即愤怒，然后焦虑。但在一周内，他们开始沉迷于这种想法，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新的技术路线可能真的能实现。
几周后，当马斯克回到实验室时，他们向他展示了一款一体化的芯片，可以处理来自所有线程的数据，并通过蓝牙将其传输到计算机上——没有电线，没有连接，没有路由器。其中一位工程师说：“我们一开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们对这个东西充满信心。”
neuralink设备记录了每次它以某种方式移动操纵杆时，都有哪些神经元在发射信号。随后操纵杆被停用，来自帕格大脑的信号就开始控制游戏进程。马斯克的目标是在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而这次试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neuralink公司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一年内播放量就达到了600万次。
虽然马斯克的性格很固执，但如果能让他看到真凭实据，他也可以回心转意。他坚持要求在2021年去除雷达，因为当时雷达的技术水平不能提供足够的分辨率来为视觉系统额外提供有意义的信息。然而，他还是同意让工程师继续推进凤凰项目，看看他们能不能开发出更好的雷达技术。
从2007年开始，可能直到去年，痛苦就没有停止过。就像头顶上悬着一把剑，一定得让特斯拉好起来，变个戏法吧，再变个戏法吧，变出一连串小兔子在空中飞舞。如果下一只兔子没变出来，你就死定了。你不可能一直为了生存背水一战，一直都处在激发肾上腺素的状态，还能毫发无损。
今年我还发现了一些新情况，那就是为生存而战能让你坚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当你不再处于这种非生即死的状态，还想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战斗就没那么容易了
马斯克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态度是深深的鄙夷，认为他就是个骗子，但马斯克同样不认同拜登：“他还是副总统的时候，我和他在旧金山吃过一顿午餐。他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无聊至极，他像个一上弦就能一遍遍重复无聊短语的玩偶。”尽管如此，2020年，马斯克说他还是会投票给拜登，但他觉得在此前登记的加州投票 是浪费时间，因为该州的投票结果毫无悬念。
拜登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开特斯拉，他们开始担心总统与马斯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2022年2月初，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罗恩·克莱恩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给马斯克打电话。马斯克发现他们二人讲道理的方式倒是让人耳目一新，他们都急于化解马斯克内心的愤怒，承诺总统将公开赞扬特斯拉，并将在他次日的演讲中插入一句话：“多家公司已经宣布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投资总额将超过2 000亿美元，其中既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这些标志性公司正在建立的电动车新产能，也有我们国家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虽然这样的表述算不上是对特斯拉的溢美之词，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次讲话还是成功地安抚了马斯克。
了解马斯克的一把钥匙就是理解他对电子游戏的热爱：他的紧张、他的专注、他的血性、他的顽固、他的老谋深算，无不倾注其中。在游戏中流连几个小时，既是他发泄情绪（或积蓄能量）的方式，也能够磨炼他的战术技能和商业战略思维。
他13岁在南非自学了编程以后，就写了一个名为“导火线”的电子游戏。他可以侵入游戏机系统，这样就能免费玩街机游戏，后来他又考虑创办自己的电子游戏厅，还曾在一家游戏制作公司实习。读大学时，他开始专注于策略游戏，从《文明》和《魔兽争霸》开始，玩家在这些游戏中轮番出招，在军事战役或经济竞争中利用巧妙的战 略、对资源的管理和缜密的战术决策思维来赢得胜利。
2021年，马斯克迷上了用手机玩一款新的多人策略游戏——《低模之战》。在游戏中，玩家从16个角色中选择1个，形成部落，互相竞争，开发技术，夺取资源，发动战争，建立帝国。他玩得过于得心应手，以至于打败了这款游戏的瑞典开发者费利克斯·埃肯斯坦。他对这个游戏的热情说明了什么？马斯克回答：“可以说我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格温·肖特韦尔也强烈支持spacex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供资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好事，但私营公司不应该资助外国的战争，这种事应该留给政府去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一个外国军事销售制度的项目，在私营公司和外国政府之间设置了一层保护。其他公司，包括那些大发其财的大型国防承包商，它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要价几十亿美元。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没有实现盈利的星链公司免费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似乎不太公平。肖特韦尔说：“我们最初为乌克兰人提供免费服务，是出于人道主义和防御目的，比如让他们的医院和银行系统保持运转，但后来他们开始把我们的东西放在无人机上，还想炸毁俄罗斯船只。我很乐意为救护车、医院和产妇们提供免费服务，那是我们作为公司和公民应该做的，但是让我们给军用无人机的袭击行动提供资助就不行。”
在与费多罗夫交流之后，马斯克感到很沮丧。“我怎么就卷入这场战争了？”他在一次深夜的电话交流中问我，“星链不是用来打仗的，我们做星链是为了让大家能在流媒体上看电视剧，能为那些精彩的剧集而激动，让人们可以参与在线教学，满足大家那些美好又和平的愿望，而不是帮着无人机搞袭击的。”
最后在肖特韦尔的帮助下，spacex与各政府机构达成协议，政府为在乌克兰增设星链服务买单，由军方制定服务条款。2023年年初，超过10万根新天线送抵乌克兰。此外，星链还推出了一项名为“星盾”的配套服务，这是专门为军事用途设计的。spacex向美国军方和其他机构出售或授权星盾卫星服务，允许政府来决定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使用它们的方式和启用它们的条件
能被冠以“世界首富”称号的人本就凤毛麟角，而就在这一小撮人当中，马斯克和盖茨身上还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二人都擅长缜密的分析，有着如激光一般全神贯注的能力，还有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渐渐演化成了一种傲慢——他俩都受不了愚蠢的人。所有这些特点汇聚到一起，结果就是他们早晚得起冲突，而马斯克刚 刚开始带盖茨参观工厂，冲突就爆发了。
结果马斯克不搭理他（比尔盖茨）的提议。“对不起！”马斯克立即回击，“特斯拉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贡献最多的公司，而你正持有大量空头头寸，那么我就没办法认真对待你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慈善事业。”
（2022年）结果是他作为创始投资人和公司创始人所创立的四家公司的市值/估值分别达到了：
特斯拉——1万亿美元；
spacex——1 000亿美元；
boring company——56亿美元；
neuralink——10亿美元。
马斯克回答：“是的，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让人把话说出来是一种能力，说出来的话被放大曝光或减少推广到什么程度，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也许推文曝光量增减的公式应该更公开透明一些。“可以用一种开源的算法，把它放在github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筛选。”这个想法能吸引保守派用户，他们总感觉推特的算法中暗藏着 对自由主义的偏见。但这种措施即便付诸实行，也没有真正解决推特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竭力杜绝危险、虚假和有害内容的传播？
2022年4月8日，周五，“赛博牛仔节”结束后的第二天，埃隆与金博尔一同吃了早午餐。同推特董事会成员谈完以后，他感到很沮丧，说：“他们人挺好的，但都不用推特啊，我觉得我进不进董事会都一样。”
金博尔说不出什么宽慰他的话来，他说：“嗯，你从来就没开过董事会，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糟心，你告诉他们你怎么想的，他们就微笑着点头，把你的话当耳旁风。”
法鲁克抓住了这个时机，在复活节的那个周日，当他们回到奥斯汀时，他向马斯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马斯克的朋友们。他问道：“你那么多事得操心，时间够用吗？脑瓜转得开吗？特斯拉和spacex离不开你，把推特的局面扭转过来还得多久啊？”
“至少五年，”马斯克回答，“大部分员工都得开掉，他们干活不积极，连班都不坐。”
“这么难受的日子，你还想再来一遍吗？”法鲁克问道，“为了特斯拉，你在工厂里打地铺；为了spacex，你付出两倍的辛苦。你真的还想再折腾自己一回吗？”
马斯克停顿了很久，最后开口说：“是的，我真心愿意，我不会介意这些的。”
x蹒跚地走到桌前，用叉子吃蓝纹奶酪。马斯克开玩笑说，x就是他的“萌萌哒推进器”。佩特罗低声对我说：“我正在努力克制我的母性本能。”但她最终还是败给了本能，把叉子拿走了，递给x一个勺。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马斯克说，“应该多让他开发一些恐惧本能。但没办法，他这就是遗传的。”没错，但这也是马斯克用自由放养的方式来培养x的结果。溺爱孩子可不是马斯克的天性。
“猎鹰9号。”x说着，手指着远处。 “不，”他父亲纠正他，“那是星舰。” “10,9,8……”x说。 马斯克说：“大家都夸他聪明，能倒着数数，但其实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正着数。”
艾萨克曼为人自信、平静且谦和，让马斯克相处起来觉得很放松。艾萨克曼说，在布兰森和贝索斯之后，马斯克决定自己不上太空，这样做就很不错。他说：“他要是上去了，那就是对平民太空事业的第三次打击。”那样大家就会觉得这件事只不过是亿万富翁像大男孩一般的自恋行为。“当时要是他再飞一次，美国人就得说：‘去他的太空吧！’” “没错，”马斯克哭笑不得，“所以最好在大家瞩目的这些人选之外选出四个人送上天。”
斯蒂尔对马斯克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大多数客户收到三四个选项后会问投资银行家推荐其中哪一个，马斯克则不同，他对每个选项都提出很多细节性问题，但没有征求建议。他喜欢自己做决定。
弗朗茨·冯·霍兹豪森告诉马斯克：“我们想跟你一起评估风险，如果我们选择没有方向盘的技术路线，而完全自动驾驶技术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就不能让它们上路。”他建议造一辆配备可拆卸方向盘和踏板的车。冯·霍兹豪森说：“基本上，我们的建议就是现在把它们做出来，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时候再把它们拆掉。”
马斯克摇了摇头，如果他们不逼自己一把，未来形态的自动驾驶车辆就不会快速实现。 冯·霍兹豪森坚持说：“先做个简易的，轻易就拆下来了，再围绕它们做设计。”
“不，”马斯克说，“不要，不要做。”他停顿了很久，说：“不要侧后视镜，不要踏板，不要方向盘。我拍板，我负责。”
与会的高管们犹豫了一下，其中一个人说：“呃，我们过后再来跟你确认。”
马斯克陷入了一种非常冷漠的状态，他慢慢地说：“我把话说清楚，这辆车必须设计成一辆干干净净的robotaxi。我们要担得起这个风险。如果搞砸了，那是我的错。但我们不要搞成个半吊子的车。在自动驾驶这件事上，我们要孤注一掷。”
马斯克在听到“心理安全”这个词时忍不住放声苦笑，他本能地反对这种精神，他认为这是与紧迫感为敌、与进取心为敌、与团结起来办大事的速度感为敌。他更喜欢让大家常用“硬核”这个词，他认为感觉不舒服是件好事，它是对抗自满情绪腐蚀的利器。休闲度假、鸟语花香、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身心放松日”，这些统统不合他的胃口。让推特众人好好领会和接受这种思想吧。
一年多来，罗思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计划：淡化某些推文和用户的影响力。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对争议性用户直接采取禁言、封号的办法。2021年年初，他在slack上给推特团队发的信息中写道：“我喜欢研究的一大领域就是在不删推文的前提下的政策干预，比如禁用参与按钮、不扩散传播、可见性过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2年12月，在马斯克公开的数据文件，也就是所谓的“推特文件”中，罗思的这句话也包含在内，却被当成了保守派在推特上被自由派“暗地里禁言”的有力证据。
马斯克批准了罗思的想法，也就是“可见性过滤”，以此来弱化有问题的推文和用户，作为永久禁言的替代性方法。他还同意暂时不恢复“巴比伦蜜蜂”和乔丹·彼得森的推特账号。罗思建议：“我们不如花几天时间建立一个包含不扩散传播机制的系统版本。”马斯克点了点头。罗思承诺：“我可以在周一之前做出来。”
罗思兑现了对马斯克的承诺，制定了针对“错判性别”的新政策。新政策是在违规的推文上附加警告，降低推文曝光度，禁止推文被转发。马斯克批准了这一新政，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内容审核的新想法。推特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功能，叫“观鸟”，允许用户在他们判定为错误信息的推文上进行更正或补充背景声明。马斯克喜欢这个功 能，但讨厌它的名字。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叫它‘社区笔记’。”这个功能之所以受到马斯克的关注，是因为它能替代官方审查机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各个群体的用户展开对话，通过协商、博弈来辨别推文的真假”。
马斯克要求在11月7日前准备好上线这项功能。工程方面的问题已经搞定，但在上线前，他们意识到可能存在一种人为的隐患：推特上有成千上万来捣乱的、搞诈骗的、故意挑事的用户会想尽办法愚弄这个验证系统，获得蓝色对钩标识，随后更改个人资料，冒充其他人。罗思用一份长达七页的备忘录描述了这些隐患，他强烈要求将新功能推迟到11月8日之后，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后再上线。
11月9日，周三上午，推特蓝标功能正式上线，冒名顶替的问题就像马斯克和罗思担心的那样严重。冒充著名政治家的伪蓝标账户层出不穷，更糟糕的是还有大型广告商被冒充。一个自称是制药商礼来公司的人在推特上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胰岛素从现在开始免费供应。”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在一小时内下跌超过4%。一个冒充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的账户说：“如果这条推文转发达到1 000次，我们就把可卡因放回到可口可乐的配料表中。”（转发确实过千了，但可口可乐没有这么做。）一个冒充任天堂官方账号的用户展示了马力欧竖中指的图片。特斯拉也没能幸免，一个自称是特斯拉官方账号的蓝标账户发了推文：“我们的车不会理会学校附近区域的限速要求，小孩都给我去一边待着吧。”另一个账户写道：“突发新闻：又有一辆特斯拉撞上了世贸中心。”
他们读到的主要是slack公共聊天板块的信息，但这样做还是让罗斯感到很不舒服，他晨起时的恶心呕吐刚刚好一点儿。“我们这样可以说既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也侵犯了言论自由。”罗斯后来说，“老板说要守护的东西，就是他们正在践踏的东西。”安德鲁和詹姆斯也对隐私问题非常敏感，安德鲁说他们并没有审查私人信息。他说： “我们努力想要找到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反对意见是一句都不能说，还是不应该出现在公共交流中。”
马斯克并不认同这些看法，言论自由不应该适用到工作场合。他告诉他们，那些言辞尖酸刻薄的人都要辞退，他想让员工们摆脱消极情绪。团队一直工作到午夜时分，提交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30多个牢骚满腹的人。詹姆斯问：“你想跟这种人聊聊吗？给他们看看他们都说过些什么。”马斯克说不用，直接裁掉。于是这些人就被裁掉了。
马斯克想遴选出的人才，除了要具备出类拔萃和值得信赖的特质，要具备的第三个特质就是自我驱动。马斯克一直以来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勇往直前的拼搏态度，这是他骄傲的勋章。他鄙视那些喜欢度假、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成功人士。
周二，詹姆斯和罗斯一直在思考：怎么搞清楚哪些员工才是真正具有自我驱动力的人呢？他们看到有人在slack上发了一个帖子：“给我离职补偿，我立马就走。”他们突然意识到，大家其实都会做出自我选择。有些人可能乐意在深夜和周末加班，但是也可以理解另一些人不喜欢这么拼命，也不忌讳把他们的态度说出来。
詹姆斯和罗斯意识到，让大家自己说出来他们到底是哪种人，其实大家是愿意的，甚至会感到自豪。所以他们向马斯克提议，让员工有机会自主选择，是不是要退出这个工作风格十分“硬核”的推特。马斯克喜欢这个主意，于是罗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表格，里面有个供大家勾选的选项：要不要体面地离开，拿走三个月的离职补偿？詹姆斯说：“太棒了，我们不用再费心想着怎么裁员的事了。”
几个小时后，马斯克开完了一个会，微笑着走进“烤箱”。他说：“我有个好主意，让大家反着选。不要让他们选择退不退出，让他们选择加不加入。就像做出是否加入沙克尔顿南极探险队的选择一样，我们希望大家主动宣告他们是‘硬核推特战队’的一员。”马斯克当天深夜飞往特拉华州，在围绕他的特斯拉薪酬方案的股东诉讼案中做证。临近美国东部时间清晨4点，他在飞机上测试了一下“推特选择”的网页链接，成为第一个对加入新推特选了“是”的人。随后他向所有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来自：埃隆·马斯克 主题：选择的十字路口 日期：2022年11月16日 展望未来，为了打造一个突破以往的推特2.0版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这意味着我们要在高强度状态下长时间地工作。
如果你确定想成为全新推特的一分子，请点击下面的按钮“是”。在美国东部时间明天（周四）下午5点之前，没有点“是”的人将收到三个月的离职补偿。
自从roadster量产遭遇极大困难，马斯克对供应链管理的难度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库克在这方面是个大师，库克也的确名副其实。马斯克说：“我不认为这世上有多少人能比蒂姆管得更好。”
马斯克问他们是否还有可能实现其他神迹一样的目标，巴伦霍尔兹提议可以考虑视听刺激，换句话说，就是让失聪的人能听到、让失明的人能看到。“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人工耳蜗的刺激解决耳聋的问题。”巴伦霍尔兹说，“但视觉刺激更有意思，为了获得高保真的视觉效果，你需要接入大量的神经通道。”
“那我们可以给人类画的大饼就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马斯克补充说，“想看红外线吗？想看紫外线吗？想看到无线电波和雷达信号吗？没错，这种视觉增强太酷了。”他突然大笑起来。“我把《万世魔星》又看了一遍。”他指的是巨蟒剧团的一部电影，他引用了其中一个场景：一个乞丐抱怨说耶稣治好了他的麻风病，这样他就 很难讨饭吃了。“我正一瘸一拐地讨我的饭呢，他突然来了，一下子治好了我！前一分钟我还是个有生计的麻风病人，后一分钟我的生计就没了。他连一句‘请你原谅’都没说！‘你已经痊愈了，兄弟。’这个该死的好人。”
到9月底，马斯克又开始变得不耐烦，他一直在催促齐里斯和巴伦霍尔兹公开展示他们的进展，但他们总说还没有准备好，马斯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如果我们不加速推进，有生之年，我们将一事无成。”
泰比最初发布的37条推文展示了推特为政治家、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打造特殊系统的过程，让他们就哪些推文应酌情删除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泰比公布了2020年约尔·罗思等人就是否屏蔽《纽约邮报》一篇报道的链接展开争论的信息，该报道据称源自拜登的儿子亨特丢弃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后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泰比披露的信息显示，很多人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屏蔽这篇报道的理由，比如声称它违反了“禁止使用黑客提供的材料”这一政策，或者表明这可能是俄罗斯通过提供虚假信息制造的一场阴谋的一部分。对于掩盖一篇新闻报道，这些借口都站不住脚，罗思和杰克·多尔西后来都承认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史洛夫和他的两名队友详细解释了他们的完全自动驾驶软件是怎么用特斯拉用户的车载摄像头收集的数百万个视频片段进行训练的，结果是这样做出来的软件堆栈比人类编程规定好数千条规则的传统堆栈要简单得多。史洛夫说：“它的运行速度快了10倍，可以直接删掉30万行代码。”鲍赫说这就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玩一款非常无聊的视频游戏，马斯克笑了起来。后来当这辆试验车能在车流中自如穿梭时，他就掏出手机发起了推文。
2023年4月，马斯克向巴布什金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打造一款能编写计算机程序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程序员可以在一开始输入任何编程语言，x.ai机器人就能自动完成他们最有可能编写的程序代码。第二个目标是开发一款openai的gpt系列聊天机器人的竞品，它使用的算法和训练的数据集要能确保政治立场的中立性。
马斯克给团队设定的第三个目标更为宏大。他的首要任务一直都是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人类意识的赓续。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创造一种能够“推理”“思考”并以“真理”为指导原则的通用人工智能。我们应该能对它委以重任，比如“制造一款更好的火箭发动机”。
马斯克希望有朝一日它能解决更宏大、更现实的问题。它将是“一款能够最大限度追求真理的人工智能，它关心对宇宙的理解，这样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它想要保护人类，因为我们是宇宙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听起来有点儿耳熟，后来我就意识到：他所肩负的使命与他童年时代的启蒙“圣经”《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中记载的 使命相似（我是不是有点儿牵强附会了呢），当年正是这本书将他从青春期的存在主义抑郁状态中拯救出来，书中超级计算机的使命就是要找出“关于生命、宇宙和万物终极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