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原名《个体家庭iFamily》，是沈奕斐学者的著作，她在此书中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详细地调查了2011年上海的46个家庭，分析了他们的家庭结构、家庭认同和家庭关系，还研究了在现代社会的中国家庭里面的孝道、独生子女与权力体系。
读完以后对家庭以及婚姻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也会了解到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家庭观念造成了怎样的改变。
以下是读书笔记
2007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六个“妈妈朋友”家庭一起吃饭，所谓的妈妈朋友就是那些因为我女儿而认识的朋友，彼此的名字都以孩子名加妈妈爸爸来称呼。
由于我满脑子都是我的家庭研究，饭桌上自然而然地谈起家庭问题，我发现我们七个家庭，竟然是七种模式，都不尽相同。
在做本研究的五年中，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城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只要和其他家庭一起吃饭，我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而答案总是不同。家庭的居住模式和三餐安排——根据“同居共炊”定义中家庭结构的关键衡量标准——很难用核心、主干、联合这样的概念去分类，仅仅七个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就有七种模式，没有一家是相同的，如果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来考察的话，同一家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家庭结构也是不同的，多元和流动是总结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最贴切的两个词汇。
我在哈佛访学的时候，有机会和在波士顿的中国家庭交往，发现很多年轻的中国夫妇也想尽办法把父母从中国接到美国，居住在一起。除了享受美国良好的福利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请父母帮忙带孩子，他们家庭内的冲突和遇到的问题，和我在上海看到的从外地到上海的父母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基于个体经验的研究特别重要的一个优势在于充足的动力，这种带着自己生活的问题去研究的动力，激励我不断往前探索和反思。虽然，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认为，把个人的身份、背景、体验带入到研究中去容易产生偏见和盲视，会削弱研究本身的客观性。但是，受训于女性主义多年，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心理障碍。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仅是女性主义流派的学者，还包括一些社会学大家，如米尔斯（2005）等，都认同学者的生活和研究其实是不能分开的，也不应该分开。女性主义进一步强调，个体经验对于研究本身而言是有促进作用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体经验作为研究问题的来源之一基本上已经被普遍认可，将自己的身份和经验带到研究中去也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哲学思想上的支持。
同时，我也认识到在研究过程中，个体经验容易对研究造成局限和方向性的偏差，如何在研究中能够尽可能地突破自己生活经验的局限，突破既定假设的框架，成为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我希望能拥有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在具体情境中在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具备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2005），这又要求我的研究必须能结合定量与定性的优势。这些“企图”迫使我不断地思考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深度访谈的混合模型：个案金字塔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本研究中，我的目的是研究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根据目的和条件的有限性，我确定了主题目标个案的特征：
- 访谈的年轻夫妇双方均为66年以后出生，也就是都在40岁以下；
- 夫妇中至少有一方的学历为大专[8]或者大专以上；
- 在上海定居（拥有上海户口）；
- 父母离开自己的家，和年轻夫妇住在一起。
第三个条件完全是因为本人能力有限，在一定的时间内，想要做全中国的质性研究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把地域直接确定为上海。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上海地域具有特殊性[12]，因此对于上海能否说明中国城市的情况持怀疑态度。地域对研究的影响是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的，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代表中国，单独提炼一种“中国家庭”的统一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Wolf，1972；Saso，1999）。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既有本土的上海人，也有来自外地的新上海人，因此，我在寻找个案时，有意识地考虑上海-非上海以及城乡背景。在46个个案中，16个个案夫妻双方都是上海人[13]，20对夫妻双方都不是上海人，10对夫妻双方有一方为上海人。此外，在城乡背景中，我发现双方都来自农村的比例很低，但是保证了至少4个个案的要求，此外，妻子是城镇、丈夫是农村的个案数远高于丈夫是城镇、妻子是农村的个案数，虽然，这一数据没有代表意义，但是和日常生活经验还是基本吻合的。
上海被看作是“海派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在性别关系上的特点是女性的地位要比其他地方高，在家庭方面，宗族等观念在近代很早就衰弱了。
我发现，首先，不同性别、学历、背景的人回答同一问题往往是有差异的。比如在填写收入的时候，丈夫往往会填得比较高，老婆说，你哪有这么多啊。如果是老婆填，丈夫会在边上说，还要高一点吧？老婆说：你就这么点！有的时候说到给双方父母钱，妻子说：不给的，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很困难，没有钱啊。丈夫马上在旁边说：过年，过节还是给的。有的男性填写的收入和我看到的家庭情况实在是不符合，似乎男性更容易夸大自己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的和谐。
个案金字塔阵的深度访谈质量除了上文提及的框架，还必须面对访谈者和被访者的身份、敏感问题和伦理考验。在一开始访谈时，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访谈的，是否让被访者感觉平等、是否和谐等都很重要；而在过程中，敏感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访谈的进行和质量；在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明确什么是伦理底线更为重要。
这倒提醒我，也许把性看做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仅是一部分人观点，或者说是西化后的观念。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性在夫妻的日常生活中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还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问题凌驾于其上。
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理想是大家庭，四代同堂是一种最高理想，这既是家庭和谐的象征，也是老人长寿的象征。但是，受制于种种条件，大家庭更多是上层社会的家庭模式，对中下层家庭来说，小家庭一直是主流。“传统中国的主流家庭是实行于下层人民中的小家庭结构，但实际上这种家庭结构是受经济能力低、意外灾害多、生活条件差和人均寿命短等因素制约而形成的一种残缺性或未充分发展型家庭。家庭结构得以充分发展的完全型或典型家庭是实行于政治上层的贵族、官僚和经济上层的地主、富人中的大家庭结构。虽然主流家庭占绝对多数，而典型家庭仅占少数，但对于家庭观念发生重要影响甚至决定影响的，却往往不是主流家庭，而是典型家庭。”
“两扇门，一碗汤”
“两扇门，一碗汤”的说法在上海人中非常普遍，我很早就听说过，但是我并没有给它足够的重视，以为这只是一种地方说法，因为我看到现实中真正能实现这种居住模式的并不多。
意外的是，我在开始研究的第一次正式访谈中，晓月就告诉我，她认为无论是父母，还是公婆，一定要分开居住，并且居住的距离以“一碗汤的距离为最好的，可以避免很多的矛盾，又能互相照顾”。在我之后的访谈中，我不断听到这种说法，并且参与者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是最理想的两代人居住模式，即使现在条件限制做不到，也希望未来能够实现。
所谓两扇门是指两代人之间最好分开住，即使是住在同一幢楼，最好也是分开的两户，但是两扇门距离太远也不行，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所谓一碗汤的距离，就是一方熬好了一锅汤，拿到另一方家中，汤还是热的。这就要求两家的距离足够的近，并在交通方面，最好能步行就到。参与者对于一碗汤的距离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最好一两站路（公交车）就能到；有的认为一定要骑自行车能到；有的认为最好是在一个小区里
“两扇门，一碗汤”的居住模式对两代人来说都是非常适宜的，既能互相照顾，有一定的情感交流，又能分工明确，各自有自己的空间，这个诱惑是很有吸引力的。
上海的房屋价格受地段的影响较大。在福利分房时代，上海人虽然居住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当时上海城区的范围远比现在小，因而在今天看来，地段一般都比较中心。但是当住宅成为商品后，房屋的价格开始根据地段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落差，人们编了顺口溜：内环住着说外国话的，中环住着说普通话的，外环住着说上海话的，就是形容由于地段价差导致的人口分层。因为内环最贵，只有富人和外籍人士才买得起房；而中环房价次之，很多从外地来的有钱人或白领买了房，上海人想要置换房子就只好买遥远的外环房子了。这种流行话语虽然有戏谑的成分，但是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房屋的差价。
1994年，阿普特（Apter）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职业妇女们没有妻子（Working Women Don't Have Wives）》，这一标题显示了这样一个现实：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感受到双重压力和负担，即作为妻子的义务和作为职员的工作，女性开始希望能像男性一样拥有一个“妻子”，为她处理一切工作以外的事务。这里的“妻子”一词，指的是广义的妻子，具体来说，是这样一个伴侣，他/她能够照顾家庭需要、照顾孩子、顺应另一半不断变化的职业需要，把家庭责任放在最优先和最重要的位置。这样一个伴侣，是几乎每个已婚职业男性都拥有的，或者说可以拥有的，而女性却不然。男性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妻子在背后的付出；而女性在追求事业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做他们的后备（Apter，1994）。阿普特调查了100多位职业妇女，描绘和讨论了职业妇女的艰辛，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妥协，这种妥协主要就是在家庭中依然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产假与哺乳假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由于中国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双职工家庭，一般产假和哺乳假一共最多6个月左右，而孩子要到1岁半才能进托儿所，因此每一个双职工家庭都有一年的断档无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这个时候，如果夫妻双方都要工作，那么来自父母或者他人的帮助就是必须了。即使孩子能够进学校了，接送又是一个问题。工作节奏与孩子的学校节奏不吻合：一般工作5点下班，可能6点到家，而加班情况的突出，使得年轻父母能否按时回家成为一个天天要面对的问题，而孩子的幼儿园或小学确实到了一定的时间必须要接送，因此，没有老人的帮忙，孩子的接送任务就很难完成。
局长爷爷奶奶的家庭是老两口在经济上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这一点并不影响局长奶奶的“妻子”角色，只是这个妻子比较有财权而已。在经济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局长奶奶依然强调“交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家庭已经个体化了，对子女来说，因为有养育之恩，所以要“反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媳妇和女婿来说，并没有这个直接的养育之恩，因此，如果要反哺的话，一定是你现在要对我有贡献，你要和我这个个体发生联系，我才会认同你的贡献。
反之，如果老人没有帮助带第三代，那么媳妇或女婿就会觉得互相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因此也没有给老人养老的义务。强强妈妈和强强的爷爷奶奶关系非常不好，近20年住在一个屋檐下，几乎从来不说话。
在我一开始做访谈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父母愿意全心全意地帮助已婚子女，愿意做“妻子”角色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父母嘛，总是疼爱孩子，总是愿意用自己的所有来帮助孩子，这是天性，无需证明。但是，在美国和美国的年轻父母聊天的时候，他们都羡慕我有一个愿意跟着我（其实是跟着第三代）的母亲，并且总问我或者问我母亲为什么愿意。我母亲总是回答：不帮他们怎么办啊？他们那么忙……但是，美国朋友常常会建议我的母亲应该去旅游，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应该和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总之，在美国朋友看来，和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意味着我母亲没有自己的生活。
我在美国也认识了一些老人，他们会很骄傲地拿出他们的全家福，告诉我这是他们可爱的孙子约翰，这是孙女（美国不分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爱丽丝，他们每年会去看望他们，在子女需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帮助。但是，这些老人很少会和已婚子女长期住在一起以便照顾第三代，这是美国人很少会想到的一种生活方式。
面对那么多“为什么”，我开始问老人们为什么愿意全心全意地帮助已婚子女？
与子女需要父母一样，首先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政府无力对家庭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服务，并且国家不断从私人生活中撤离；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他们在老年时候的唯一保障是依赖她们的孩子，而没有其他选择。尤其是在农村，孩子几乎成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唯一的支持来源，因为在农村缺乏普遍的保障体系。即使在城市，目前已有的社会保障虽然能保证老人的生存需求，但是，一旦老人得病，那么经济的困难马上就显现出来；同时，由于针对老年人的公共服务还不足够，所以，老年人在养老的问题上主要依赖的还是家庭。
其次，对很多中国老年人来说，老的时候“含饴弄孙”，不仅不是负担，也是他们向往的一种理想生活模式，和第三代在一起他们感觉快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女性到55岁，男性到60岁是被国家强制退休的[11]，而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尤其上海的健康状况，55岁的女性和60岁男性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还不需要他人照顾，并且是有精力照顾他人的时候。同时，目前这一代处于50、60多岁的老人出生于50、60年代，他们的观念还是非常传统的，家庭主义的倾向或者说“家本位”价值观占主流，因此，和子女儿孙在一起被看作是“天伦之乐”，照顾儿孙也被看作是家庭义务的一种。因此，和子女居住在一起，或者照顾第三代被看作是一件好事。
在中国，“同居共炊”却不见得是一致的。传统中国家庭的分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独立门户，分家出去的子女重新建筑房屋，离开原来的房屋，并且独立饮食，经济分开；另一种方式是仍然居住在原来的房子中，只是和父母或兄弟之间分开饮食，分配财产，从而开始小家庭的经济独立。在后一种方式中，居住模式没有改变，但是已经是两个家庭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多元和流动背后依然有一些原则存在，这些原则决定了大多数的家庭模式变化的轨迹。
首先，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则是：两亲家，不聚头。在我访谈的46个家庭中，除了两个家庭的妈妈住在一起，或者在月子期间双方母亲短暂住在一起外[6]，绝大部分的家庭不会出现双方父母都住在一起的情况，尤其是出现两位男老人的情况。在父系体系中，男性更代表一个家庭，因此，没有两个男老人会同时居住在子女的家庭中。除了我访谈的家庭，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个案。这一原则如此刚性，几乎没有例外。这也说明了传统的某些原则，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观念
其次，大部分的家庭居住模式变动与家庭生命周期紧密相关。祖父母入住年轻夫妇家庭的时机一般都在第三代出生前后，而离开的时机一般在第三代开始可以上幼儿园或小学的时候；如果生第二个，那么父母可能会再次入住。当然，也会受到兄弟姐妹生命周期的影响，如兄弟也生孩子了，那么父母需要去照顾更小的孩子而离开，也可能会导致夫妻另一方的父母入住。老年男性的入住还受到职业生涯的影响，由于在中国女性比男性早5年退休，如果女老人为了照顾第三代离开家乡到上海，而男老人还在工作，那么老夫妻就必然会分居两地，一直到男老人退休跟到上海，才能结束两地分居。
再次，如果上有老下有小，那么居住模式的变化常常是以儿女需求优先。鹏鹏外婆的故事就非常有代表性。2001年的时候，鹏鹏外婆80多岁的母亲因为生病而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和鹏鹏外婆住在一起。2003年，鹏鹏外婆女儿结婚，并且入住新居。等到女儿怀孕的时候，鹏鹏外婆就住到了女儿家。当时，鹏鹏外婆和她的兄弟姐妹商量了很多方案，但是没人可以那个时候接手老母亲，于是，鹏鹏外婆给自己的母亲请了个保姆，住在原来的房子，自己选择住到女儿家，照顾女儿。2004年，鹏鹏外婆的妹妹退休，回到上海来照顾老母亲（个案35）。在这个个案中，鹏鹏外婆非常清楚地把女儿的需求放在母亲之上。鹏鹏外婆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道德压力，在和兄弟姐妹商量需要照顾女儿而不能照顾母亲时，也并没有遭到任何“不孝”的指责，而是被认为“只能这样啊”。
最后，在大家庭、小家庭的变动中，我也发现情感因素越来越重要。虽然和老人居住在一起有功能上的考虑，但是情感上的亲密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谁能和谁住在一起、能住多久的重要因素。个案7、10、12、14、39、43、44等家庭居住模式的变动与亲密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哪方老人入住，什么时候离开都和情感的交往情况有关。这一因素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体现重要性。
1.被迫选择型
被迫选择是指由于现实情况的限制，在某一时间段内只能选择和你并不钟意的那方父母居住在一起。如果一方父母，尤其是母亲已经过世，那么就意味着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能选择配偶的父母。
2.强硬选择型
强硬选择是指，家庭中强势一方觉得就应该自己的父母过来，都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3.博弈型
博弈型是指家庭结构的形成是通过两代人之间的博弈来达成的，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年轻一代考虑的要素很简单：老人过来居住，带来的是方便多还是麻烦多？
4.传统型
如果结婚的时候和配偶父母住在一起，并且关系比较好，那么即使年轻夫妇自立门户后，需要人帮忙的时候，还是会选择配偶父母。这种情况下，往往公婆出现的几率远高于女方父母。
5.“实践出真知”型
实践出真知型是指一开始没有确定谁入住，而是通过不断的尝试各种居住模式最后确定哪方父母入住，或者想出一种折中的方案。
很多个案的家庭矛盾都是从有了第三代开始的，即使在生育前关系很好。这一矛盾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有了第三代以后，老一辈和年轻夫妇的交往骤然增加，所以发生摩擦的几率也变大。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由于社会变化太快，导致两代人在育儿等观念和行为模式上差异很大。
在城市中，从居住模式上来看，从夫居是真的不存在了。怀特观察到1980年代开始，从夫居就受到了挑战（Whyte，1989）。在我的访谈个案中，即使是子代和父代居住在一起，也是“从子居”而不是从夫居，即使房子是夫家买的。房子的购买和地点都不太影响小两口彼此之间的地位，也不会导致媳妇的地位低下。
大家庭、小家庭
当我在询问参与者谁是你的家里人时，参与者常常会反问我：你指的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对家庭成员都有一个远近的划分，有意思的是，丈夫和妻子对家庭成员的认同很多时候是不同的。所以，在讨论家庭认同之前，先了解一下大家庭小家庭的划分是有必要的。
在导论中，我一开始就描述了我和朋友们一起吃饭讨论谁是家里人的场景，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竟然如此有争议。我在访谈中，也几乎询问了每一个家庭不同家庭成员：谁是你的家里人？即使是同时提问夫妻两个，他们的回答也是不同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竟然如此多元。
老人：大伞下都是家里人
对老人而言，由于自己的源生家庭大部分都因为父母死亡而解散了，如果和兄弟姐妹关系很近，那么他们的家庭成员会包括兄弟姐妹。老人回答的共性是，自己的子女无论结婚与否都是自己的家人，这一点除了莉莉奶奶把女儿排除在外（个案36），其他的老人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加子女加第三第四代为家里人，因而，老人的家庭显得特别的大。比如许立萍的妈妈就算也不算直接告诉我他们家有16口人。对于父母来说，除非和媳妇或女婿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否则，在家庭成员中是不可能不包括子女配偶以及第三代的。对父母来说，尤其是对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家里人是不可能把子女排除在外的，无论他们结婚与否。
年轻的妻子：清晰的小家庭概念
对年轻夫妇而言，是不是把自己的父母算作是家里人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关系亲密度、经济来往、居住远近等，比较多的参与者认为自己的父母肯定是家里人，而配偶的父母算不算是家里人就会有不同的界定。
女性的家庭认同很多时候和居住模式无关，血缘和亲密关系的影响更大，同时小家庭的概念也更突出。
男性：更具包容性的家庭观
对男性来说，家庭的概念似乎要比女性大很多，无论是所谓的小家庭还是大家庭。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当我询问谁是你的家里人时，大部分女性会问我：小家庭还是大家庭？或者就直接按照小家庭的概念回答，在我进一步询问后，再阐述大家庭的观念。而当问男性参与者这个问题时，他们第一个念头跑出来的就是大家庭。比如周龙的家庭概念显然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
由于家庭认同不同而产生的夫妻冲突
在我的访谈中，我经常发现在同一对夫妻中，妻子和丈夫的家庭的认同不同的，大部分时候妻子的小家庭界定比丈夫小，大家庭界定也比丈夫小，因此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因为独生子女，父系继承根本无法实现。
从以上个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殊情况的共性：
- 嫁娶可以模糊，姓氏不会模糊；
- 年轻人可能会不在乎嫁娶，父母会在乎；
- 嫁娶和跟父姓还是跟母姓之间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关系，可以协商的。
有关姓氏的争议现在越来越多，尤其在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中，为子女姓氏而引发的争端增多。（夏桂根，2001）这些姓氏的争议一方面说明传统的变迁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随着个体化或现代化而消失，而是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另一方面，这种争议恰恰体现了双边个体家庭之间的问题。
孩子作为两个家庭体系的连接点，也常常是矛盾的焦点所在，两个个体家庭体系的博弈和重要的一环就在于在这一焦点上的处理，如果有一方觉得姓氏不重要，那问题就会小一点；如果双方都认为孩子的姓氏很重要，往往在结婚之前就会对此进行讨论，嫁娶时的安排以及两个家庭体系为小家庭的经济投入都与此有关。
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和几个与我同龄的女性朋友吃饭，席间我们谈到了目前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父母在嫁独生女儿时，要求男方付一大笔的彩礼，而且这笔彩礼不是返回给女儿的，而是直接给父母的，也因此造成很多的小夫妻矛盾[7]。我就问：如果说过去父母通过嫁女儿要彩礼来为自己儿子的结婚做准备，那么，既然独生子女的父母们都说我们的都是你的，为什么父母还要去要这个彩礼呢？大家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列举了很多身边的活生生的事例，最后，大家总结认为独生子女的父母要彩礼是非常理性的一种选择。首先，自己的孩子是独生女，但是女婿不一定是独生子，通过要彩礼，可以提前分配女婿父母家的财产，保证自己女儿的小家庭能提前得益；其次，如果对方也是独生子女，那么独生女的父母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彩礼保存在父母这里，意味着给女儿存了一笔个人的财产。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婚后财产是夫妻双方共有的，一旦离婚需要进行分割，如果把彩礼还给女儿投入到他们的小家庭中去，就意味着这笔钱让女婿共享了；而如果保留在父母手中，那么，反正只有一个孩子，未来这个钱还是独生女的，只要小夫妻婚姻继续下去，那么这笔钱最终还会还到小夫妻的家庭中去；一旦小夫妻要离婚分割财产，那么这笔钱因为留在父母这里，不进入分割，那等于是给了自己女儿一个物质保障。因此，独生女父母要彩礼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进可退”的策略，常常也能得到女儿的支持，因为独生女和父母的利益是一致的。虽然，也的确存在贪心的父母，想要通过彩礼来改善自己生活的，但是那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从长远来看，通过彩礼为自己的女儿争取一份保障。
这种“可进可退”的策略被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其意义，很多父母在看到和听到身边小年轻“闪婚闪离”，看到两亲家之间的经济纠纷，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都是子女的，但是还是需要和女婿/媳妇有区分，并且应该更为积极地争取和保护子女的权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介入到年轻夫妇的婚姻中，很多恋人因为双方父母谈不拢而分手。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多子女的时代，父母是一种稀缺资源的话，那么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子女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小夫妻双方的父母也存在竞争关系，比如和哪方父母一起吃年夜饭？孩子姓谁的姓？平时和哪方父母有更多的来往？因为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去吃年夜饭，就意味着老夫妻只能两个人过年，没有亲人团聚的概念了；孩子只能跟一方姓，对另一方来说就意味着没人传承姓氏了，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已婚独生子女因为姓氏问题而搞得三个小家庭都不开心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前文对此已有论述。
正如冯文说的，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创造了有雄心、教育良好的一代，他们将带领他们的国家进入第一世界，这种战略是成功的，但是也是有代价的。为了让孩子获得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准和教育机会，家庭对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Fong，2004）。每一个家庭几乎都为培养一个素质高的孩子而投入了一切，因为只有一个，无论是感情还是物质，都投注到了独生子女身上，把独生子女称为中国的“小皇帝”“小公主”，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总结。
我在第一次访谈的时候，要求每个参与者都要填写自己、配偶、双方父母共六个人的情况，包括年龄、教育程度、退休前的工作、收入等。当时，这一设计是为了后期分析的方便，但是在观察参与者填写表格的过程中，我却有一个意外但仔细想想又非常合理的发现：参与者在填写自己父母情况时往往比较胸有成竹，而填写配偶父母的情况时，他们常常表现出非常不了解的表情和言行，不知道配偶父母的基本情况，或者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在家庭刚开始的时候，面对配偶父母总是有疏离感，即使没有什么矛盾，也常常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价值观不同等差异，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差异不一定导致矛盾和冲突，如果距离足够远的话，还可能成为美的来源。但是，生活在同一空间中，尤其是在家庭领域，差异却一定会导致冲突，因为距离越近，对共性的要求就越高。家庭需要经营的道理也正在于此，个人如何保持个体的特性，同时又能与其他个体共存，就是“磨合”的过程。
中国的方言差异很大，比如我的家乡在苏州吴江市，吴江市最西面的人讲的话对于我这个住在吴江市最东面的人来说，已经是“外语”了，基本上要靠猜才能听得明白。而这种语言的差异放在本来沟通就有问题的家庭成员之间，就更容易引起冲突。
蔡青青：那天我们俩是矛盾蛮大。那天其实是很热的，大概到了20度，我儿子穿了两三件毛衣嘛，然后她就一直说我儿子冷，因为我一直听到她说“冷冷冷冷冷”，就让她给我儿子穿衣服，然后，她还是说我儿子“冷冷冷”，那时我火也大了嘛，我就说她了，但是她可能觉得是我让她穿的衣服，反倒说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语言上的问题，因为他们那边，说“热”听起来像冷一样的；然后他们真的冷呢，是说“冻”，这是我到很后面很后面，在那边待的时间长了才慢慢搞清楚，我想可能那天其实真的出问题出在那边，是方言沟通不畅的问题嘛。
语言真是个问题。全部不懂也没有问题，我们彼此大概能听懂60%左右，这就有问题了，听又听得懂，但是又不全懂，他们听不懂就瞎猜。我和我爸两个在一起聊，她又听不懂。后来我妈来了，他妈就以为我妈一直在骂她，他妈走的时候很不开心的。
我之所以详细地描述朱安的故事，一方面我想要强调，虽然利益的冲突的确会导致家庭的矛盾，但是家庭中发生的大部分矛盾却并不一定是与利益有关，尤其并不是一定和经济利益相关。在过去有关分家的阐述中，注重的矛盾绝大部分是有关小家和大家、小家和小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因而要分家。而在朱安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矛盾都是由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累计而成的。这一点也是我在其他的访谈中感受到的深刻印象。虽然，的确有很多矛盾背后有部分的经济因素，但是，随着城市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单位时代的远逝，家庭强调情感的功能，因而与生活细节相关的矛盾在凸显出来。尤其是在个体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个体性，追求“过自己的生活”，而支持自己生活方式的重点都是一些细节，有关生活细节的把握和分析，对于研究个体化进程中的家庭是非常有帮助的。
虽然，有关两性的平等的争议还很大，但是在上海的家庭内部，我的确看到了一幅走向平等的幸福图景，但是这幅图景， 必须局限在几个因素下面：两性在婚前经济和教育阶层鸿沟不能很大；亲密关系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没有极端性格的家庭成员。
薇安妈妈当着女儿的面说女儿：“什么都不会做”，但是神情丝毫没有责备，而是觉得挺正常，颇有“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意味。
年长的男性显然已经无法支配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欢欢的爷爷在家庭的重大决策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比如买车这样的重大决策，欢欢爷爷的意见并没有被听取，他也是很自觉的放弃发言权，父母权力的衰弱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
因为独生子女，父系继承根本无法实现，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大大削弱了“父系”体制的合理性。
通过四个成人之间的两两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父亲的权力衰弱了，男性的权力并没有质的改变；媳妇的权利上升了，整体女性的权力没有质的改变；年轻女性获得的权力来自于年老女性的让渡，而并非男性。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性别平等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年轻女性的权力上升，“性别平等”的实质是代际不平等的倒置，一旦进入“老年”意味着权力的衰弱，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除去个别等级以外）
在上辈占有绝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家庭中，老年人的权力并没有下降。
即使是老年人的经济地位高，家务依然是老人的活。
如果我们把女性分为姑娘、媳妇、婆婆三个家庭角色阶段，我们发现对同一个个体来说，针对于她同年龄的异性群体而言，她的权力是逐步降低的，在姑娘时代，权力最大，在婚礼的研究中也发现，女性在婚礼中的发言权是相当大的，普遍比未婚夫大。而结了婚，年轻男性和年轻媳妇相对平权，婚姻越久，年龄越大，女性的地位有下降的趋势，到了婆婆时代，权力降到低谷。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越大，就越有发言权，无论是在家庭还在公领域，但一旦退休，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子宫家庭的争夺战的目标变得非常集中，两代人都有讨好第三代的取向。从两代人都在构建自己的子宫家庭来看，这种讨好孩子的竞争就变得非常能够理解了。而讨好孩子几乎是我在访谈中，在每一个家庭中都能看到的现象，把中国的孩子称作小皇帝、小公主也正体现了这样一个现实。 第三代是如此重要，而教育的权力基本上被年轻父母，尤其是年轻的母亲掌握，奶奶或外婆被排除“教育”之外，这既有科学育儿的推动，也体现了两代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年轻一代已经占据了未来权力的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