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下着雨的周末，我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我早就听过此书以及此书作者的大名，然而一直没有读过此书，在那个周末，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读了三分之一（约110页），后来我把这本书买回来，用了一点空闲时间，以及另一个下着雨的周末，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
这本书极好，值得写一篇读书笔记。
这本书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写的一本自传，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一个又一个短篇小故事的形式介绍了他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也介绍了他参加曼哈顿计划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些事情。虽然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但是书中没有复杂的公式，反倒是书中的故事妙趣横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有趣的费曼先生。
书中费曼对事实求真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他那种不依赖别人，独立验证思想正确性的态度在书中反复的出现，让人相信这是他取得学术上成功的必要因素，而他也在书中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他那著名的费曼方法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读书笔记
大家都兴高采烈，互相之间，也很放松，不停地开玩笑啊，笑啊；他们随心所欲地这样那样交流，不显得有什么真正的困难。这和任何其他语言是一样的，只有一件事是例外：在他们互相做手势的时候，头总是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我明白了那是怎么回事儿。当有人想在边上插话，或者想打断你的话头的时候，他不能嚷，他只能做一个手势，备不住你看不到这个手势，除非你习惯于一直眼观六路。
我不明白大家是怎么了：他们不是通过理解事情来学习：他们凭别的什么方式来学习——凭生搬硬套，或者别的什么名堂。他们的知识如此脆弱不堪！
“费曼，你拿了那门吗？”
“是啊，我拿了那门。”
“你省省，费曼；这不是开玩笑！山姆！你拿了那门吗……——这么问了一圈。大家都震惊了。这兄弟会里，必定有一只真正的老鼠，他不尊重本兄弟会的诚实誓言！”
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承认拿了那另一个门，我收到了大家的指责，说我撒谎。他们记不起我曾经说过什么话。他们能够记得的全部事情，是会长在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儿问过每个人之后所下的那个结论，没人承认拿走了那门。这个结论，他们记得；当时我说了什么，他们记不得。
我还注意到，我能看到颜色。有人说，梦是黑白的，但不是的，我的梦是彩色的。
“你们实验室里有几个弄化学的？”
“有六个弄化学的在干。”
“你觉得米特普拉斯特公司有几个弄化学的？”
“啊！他们一定有个真正的化学系!”
“你能给我说说，米特普拉斯特公司的首席化学家，可能是个什么样子，以及他的实验室是怎么工作的？”
“我猜啊，他们一定有25-50个搞化学的，首席化学家有自己的办公室——特别是他戴眼镜，跟电影里的似的——那些家伙，总是进来问些关于正在进行的项目中的问题，从他那里得到建议，然后冲出去再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些人总在进进出出的。人家有25-50个搞化学的，咱怎么能跟人家较劲啊？”
“你要是知道，你正在和米特普拉斯特公司的首席化学家交谈，会觉得很有趣吧，他手下只有一个洗瓶子的。”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那阵子，真是喜欢它。我觉得那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当然也想在那读研究生。可我去看了斯莱特教授，把我的想法和他说了，他说：“我们可不想把你留在这儿”
我说：“为什么？”
斯莱特问：“你为什么认为你应该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
“因为，论科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院全国最棒。”
“你是这么认为的？”
“是啊。”
“这就是你为什么应该另外找个学校的原因。你应该去发现这世界别的地方怎么样”
后来，那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很长时间之后的事儿，我才明白了这种“呵、呵、呵、呵、呵”是个什么意思。实际上我是在离开那个首次茶话会的时候，意识到了那意思是“你犯了个社交错误”
有规矩，你永远也不要洗学位服，因此你能分得清谁是一年级的，谁是二年级的，谁是三年级的，谁是猪！这个学位服，你用不着浆洗缝补，所以一年级的，学位服还是非常好看、相对干净的，可到了大约三年级的那时候，这学位服就跟挂在你肩膀上的硬纸板儿似的，碎布条儿当啷着。
这就是说，麻省理工是很好的，但斯莱特告诉我，到别的学校读研究生，是对的。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同样地提议。了解这世界的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这种多样性，值。
然后，我说：“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关于诗歌，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找到个法子，把它和任何学科相提并论，正如刚才我把它和理论物理学相提并论一样。我并不认为这种类比有什么意思！”
我因此发现催眠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你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能做那件事儿，但我不想做”——换句话说，你做不到。
我立刻就发现了生物学的一件事：很容易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却没人知道它的答案。在物理学那里，你一定要走得深入一点儿，你才能发现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有意思的问题。
“哦”我说，“你们知道？怪不得我能这么快就赶上你们这些学了四年生物的。”15分钟能找得到的东西，他们却把时间都浪费在死记硬背这种东西上。
已经发现，抗生素能够发生突变，这种突变能够影响它们对细菌的攻击力。
在讲话前的一两天，我在餐厅里见到了魏格纳。“费曼”他说“我想你和惠勒的工作很有意思，因此我已经邀请了罗素来参加讨论会”“亨利·诺里斯·罗素”当时著名的大天文学家，来参加讲座！
魏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依曼教授，也有兴趣” 约翰·冯·诺依曼在哪都是最伟大的数学家。“另外，泡利教授眼下从瑞士到这儿访问，事儿凑巧了，所以我也邀请了泡利教授过来。”——泡利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到了这个时候，我脸都黄了。最后，魏格纳说：“只是爱因斯坦教授难得光临我们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但你的工作太有意思了，我也特别邀请了他，所以他也过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脸都绿了，因为魏格纳说：“别，别担心！但我只是想警告你：如果罗素教授睡着了——他肯定会睡着的——那不意味着这个讨论会很糟糕；他开什么讨论会都会睡觉。另一方面，如果泡利教授不停地点头，好像从头到尾都对这个讨论会表示首肯似的，你也不必得意。泡利教授点头，是因为他有肌肉麻痹症。”
但是，在讨论会的末尾，提问的时候到了。泡利，他挨着爱因斯坦坐着，立刻站起来说：“我银为这嘎理论不可能对，银为这嘎，这嘎，还有这嘎，”他转向爱因斯坦说，“你同意吗？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同——意”，和和气气的，德国味的“不同意”很礼貌的，“我只是发现，要为引力相互作用搞出一种相应的理论，会是很困难的。”他说的引力相互作用，意思是他的广义相对论，那是他的小宝宝，他继续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没太多的实验证据，我对正确的引力理论，还没有绝对的把握。”爱因斯坦坦然承认，事情或许会和他的理论所说的不同；他对别的观念很宽容。
于是我去了杂货店，弄来了油漆，拿到饭店来。油漆工从楼上下来，饭店老板也凑过来。我把油漆罐放在一把旧椅子上，油漆工开始搅和油漆。他加了一点红的，再加点白的——在我看来，还是粉红的——他有搅和了更多的。然后他嘟嘟囔囔地说了这么一种意思，“我通常是加一小管儿油漆，为了把颜色提亮些——那样就会是黄的。”
“啊!”我说“那当然！你加了黄的啊，所以你能搞成黄的；但是，没黄的，你就搞不来了”
这件事儿，表明我是多么信任那些“真正的家伙”。那个油漆工跟我说了那么多，听起来蛮有道理；我呢，很原意逮着个机会看看我有所不知的一个怪现象。我指望看到的是粉红，但我的思想状态是“这个只此一家的弄到黄油漆的办法，想必是个有意思的新鲜事儿，我必得看个究竟”
最后站着的那家伙，从另一头推演了一遍，沙发上的那家伙说：“敢情，敢情，是不足挂齿啊！”
我们这些物理学家在笑，想猜出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我们断定“不足挂齿”意思是已经得到了证明。因此我们和数学家开玩笑：“我们有了一个新定理——数学家只能证明那些不足挂齿的定理，因为每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定理都是不足挂齿的”
测心术士是这么解释的：你拉着他们俩人的手，松松垮垮地拉着，你走的时候，轻轻摇晃着。你到了个十字路口，你往哪儿去，往左还是往右。你往左稍微那么一摇晃，如果不对，你能感觉出那么一点儿抵触，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去那边儿。但是，当你往正确的方向上走的时候，因为他们认为你或许真能知道该往哪走，他们比较会顺水推舟，没什么抵触。因此，你必须总是稍微那么摇晃着点儿，试探着往哪边走看来最少抵触。
最后，蚂蚁们发现了从糖到窝的道儿，因此这条新痕迹得到了双倍的强化；老痕迹呢，越来越没人用了。我知道，半小时之后，老痕迹就干了，一小时之内，他们就离开我的食品柜。我没洗地板；除了摆渡蚂蚁，我什么也没做。
这个中尉，我们一直什么也不告诉他；可到头来，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在设计这个设备的时候，给忘了；炮和观察站有可能不在同一个地方啊！改正这个，费了老劲。
他们仍然不相信我：他们以为我在变什么戏法。他们不停地琢磨我是怎么弄的。这种把戏尽人皆知，人群里有个托儿，给你发暗号儿，他们都在琢磨谁是托儿。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牌戏：拿一副纸牌，让一个人抽出一张，再放回去，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你说：“我会告诉你，你抽出的是哪一张，因为我是一只猎犬：我要把每一张牌都嗅一嗅，然后告诉你抽的是哪一张。”当然，你这么喋喋不休的，大家就一时不会相信你实际上做的那件事！
她一天到晚坐着无事，因为她病了，会想出怎么办的办法。她最后办的一件事，是给我寄了一张广告。他发现这广告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您的男友邮寄一个拼字游戏。我们把空白组合卡卖给您，您在上面写信，然后打乱它，装进一个小袋子，寄出去。”我收到了这个，纸条上说：“我们没有时间玩游戏。请告诉你妻子自我约束，按常规方式写信”
我们为下一封信准备的东西是这样：信在开头说，“我希望你打开这信的时候小心点儿，因为我把给你的胃药粉末装在这信封里了。”那封信里会装满药粉儿。我猜他们在办公室拆信的时候会拆的很快，药粉儿会洒了一地，他们都气坏了，因为你不想让任何人生气。他们还得把药粉收拾起来……但我们不必用那些药粉儿的。
我说：“照我看，除非他们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否则要他们遵守一大堆规则，那是不可能的。”
他走到窗口那儿，站在那儿，思考。这是他们很拿手的事儿——决策。关于原子弹工作原理的信息，应不应该传达到橡树岭的工厂这问题，必须而且也能够在5分钟内得到决定，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因此对军队里的这些家伙们肃然起敬，因为要是让我来决定任何重大的事儿，无论给我多长时间，我也决定不了。
想必你也曾经处境如此尴尬：后悔你不早问。不懂就问，早没事儿了。可现在，人家都讲了那么一大堆了。你也犹豫了老长时间。要是你现在才问，他们会说：“你浪费了我这么长时间，什么意思啊？”
我可该怎么办啊？我有了个主意。那或许是个阀门。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把它压在第三页图纸中间的那个神秘的小叉儿上，说，“如果这个阀门给卡住了，那会怎么样？”——我心里盘算他们会说：“那不是个阀门，先生，是个窗户”
绝对是吃饱了撑的。我们有反正切表嘛。但是，只要你曾经用计算机工作过，你就理解这种病——它能让你看看自己有多大能耐，这是一乐子！但他是第一个得这病的人，这个作茧自缚的可怜家伙。
他们整个变了！他们开始发明一些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他们改善了程序。他们加夜班。在晚上也不必有人监督他们：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他们什么都理解：他们发明了我们需要的好几种程序。
因此，我们的小伙子们出息了，只需要告诉他们那是什么，就成功了。结果，尽管他们以前花费了9个月解决了3个问题，现在我们用3个月解决了9个问题，几乎快了10倍。
（我显然为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安慰的事：现实是重要的——我一定要理解，从生理学上说，阿琳究竟是怎么了：我没哭，直到几个月之后。当时我在橡树岭，我正走过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头挂着女士服装，我想阿琳或许喜欢其中的一件。此时此刻，我不胜悲戚）
冯·诺依曼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你不必为你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负责。由于冯·诺依曼的这个建议，我形成了对社会强烈的不负责任感。这使我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
你瞧：我都干了什么——这其余的人都干了什么——我们蛮有理由，就动手干了，然后你卖劲干活，弄成了一个东西，这很快乐，很刺激。你知道，你停止思想了；你就是停止思想了嘛。此时此刻，是由罗伯特·威尔逊一个人，还在那儿思考这件事儿。
此后不久，我返回了文明世界，到康奈尔大学教书。我的第一感觉很奇怪。我不理解那种感觉，但当时是很强烈的。我坐在纽约的一家饭店里，比方说，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开始想，你知道，广岛原子弹的破坏半径有多大……第34大道离这儿有多远……所有那些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等等。我一边走，一边看有人在造大桥，或者在铺新路，我想，他们都疯了，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造新东西？都在瞎忙活
但幸运的是，这种瞎忙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不是吗？因此，说造大桥是瞎忙活，可见是错了；别人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我很欣慰。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么开保险柜。书里有各种各样傻里傻气的东西，比方说“把某个日子当密码试试，或许是个好主意，因为许多人喜欢把日期当密码”或者“考虑一下保险柜主人的心理，他可能把什么数字当做密码”，以及“秘书常常担心把保险柜的密码忘了，所以她或许把密码写在如下这些地方——写字台的边上、通讯录里……”等等
我一个人待在那儿，几分钟就把保险柜打开了。我要干的，仅仅是最多需要20分钟搞到第一组密码，然后坐下来看杂志什么的。让人看出这事儿很容易办，那又何必；有人会琢磨出这其中必定有窍门！过一阵子，我开了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我能把保险柜打开，每次都要摸索。我能把锁打开，是碰巧了，让他们那样想好了，那都是因为和斯塔雷的那次偶然的事儿。没人琢磨出我把他们保险柜的后两组数码搞了去，尽管我一直这么搞，或许正是因为我一直这么搞，他们才不知道，就像一个靠玩扑克牌骗钱的骗子一样，走哪儿都带着一副扑克。
我在书上看到过，说是受了惊吓的的人，脸会变成菜色，但我以前还没见识过。敢情，绝对是真的。它脸发灰了，接着变成了黄绿色——他那样子，真是可怕。他拿着这个纸片，手在哆嗦，“看……看……看这是什么啊！”他说，浑身筛糠
纸条上说：“要是密码全都一样，那就全都容易开——同一个家伙”
“假定您是吃开锁匠这碗饭的，”他说，“一个家伙过来让你去钻个保险柜。你怎么办？”
“我嘛，”我回答，“我就装模作样地把我的家伙备齐了，带着家伙去找那保险柜。然后呢，在保险柜上随便 找个地方”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通乱钻，饭碗就保住了。”
“确确实实，我就是这么干的”
“但你把它打开了啊！你必定知道怎么开保险柜。”
“哦，是啊。我知道那些锁，在出厂的时候，设置的密码是25-50-25或者50-25-50，我就想啦，‘谁知道，或许那家伙懒得换密码呢’，第二个密码果然管用”
因此，我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东西——他开保险柜，和我用的是相同的妙法。但更好玩儿的是，那个牛气冲天的上尉，必得要一个超级保险柜，兴师动众，费那么大劲，把这玩意吊到他的办公室，可他自己却懒的重设密码。
脑子空了，是因为没有足够真实的活动，没有挑战：你不跟做实验的那帮家伙接触，你不必思考怎么回答学生的问题。你什么也没有！
所以呢，以后我就避开那些问题，效果却相反了：“是新生吧？”
“那个，不是”
“那就研究生啦？”
“不是。”
“那你是什么呀？”
“我不想说。”
“干嘛不想告诉俺你是个啥呢？”
“我不想……”——她们还是一个劲跟我说话！
末了，我带了两个女孩儿到我住处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作为新生，真的不必觉得不自在；像我这岁数才开始上大学的，大有人在啊，这实在没什么不合适的。她们时大二的，跟母亲一样知道疼人，两个都是这样。他们很是体谅我的心理，但我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走样，不想有这么多误会，所以我让她们知道我是个教授。我愚弄了人家半天，芳心大为不悦。
“因此，”他接茬儿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假充绅士！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妞儿当盘菜。另外，首要的规则是，不要给妞儿买任何东西——连包烟都不给她买——这事，等到你问她是不是原意跟你睡觉的时候，再说不迟；等到你确信她愿意，才知道她没撒谎’”
“呃……你的意思是……你不……呃……你就这样问她们？”
“好了，”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第一堂课，这么直奔主题，你或许会觉得难。那么你倒也可以给她买个什么玩意儿——就是小恩小惠什么的——然后再开口问，可话说回来，这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不顺手。”
在去酒吧的路上，我硬着头皮想在一个正常女孩儿身上试试主持人的课程。毕竟，酒吧里的妞儿，一个心眼儿想让你为她买喝的，你不把她当盘菜，并不内疚——但是，一个漂亮的、正常的、南方女孩呢？
我们进了酒吧，我还没坐下，就说：“听着，在我给你买喝的之前，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儿：今儿晚上，愿意跟我睡觉吗？”
“愿意。”
因此，他的课程对正常女孩儿也灵！但是，无论这课程多么灵验，我在那之后真的不曾再用过。像那么个搞法，我不喜欢。但是，知道事情的运作方式，和我小时候得到的那一套教育，大大地不同，这也有趣。
有个人写了个题，他又打败了我，但只是险胜，因为我乘法是相当好的。
然后呢，这人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接着比除法。他有所不知，题越难，我胜算越大。
这顾客怎么打败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碰巧知道1立方英尺有19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比12大一丁点儿。多出的1.03，大约只有1/2000.我在微分课上学过，对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1/3.因此，我只需要算出1/1728是多少，再乘以4.所以，我的得数就有那么多位数。
我发现，他不懂数字。弄起算盘来，我们慢些。但我们懂数。
另外，近似值方法的整个观念，他是理解不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任何方法都求不出立方根的精确得数，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因此，我跟他解释不清我是怎么求立方根的，也解释不清他碰巧选了1729.03这个数的时候，我有多么幸运。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求婚。明白人都会告诉我，这是危险的：你在外头，除了信，你什么也没有，你觉得寂寞了，你就只记得那些美好的事情，忘记了你们是为什么吵架的。结婚，也解决不了问题。一结婚，争吵又起，这桩婚姻只延续了两年。
最后，我说，我可看不出任何人怎么可能从这种自体繁殖式的体制中受到教育，在这种体制中，大家考试过关，再去教别人考试过关，但没人理解任何东西。“然而，”我说“我必定说错了。我班上有两个学生，做得不赖；我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完全是在巴西受的教育。因此，这体制坏是坏，可有些人倒也有可能在其中走出一条路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在他的讲话末尾提到的那两个学生中的一个。但我不是在巴西受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我只是今年才到了巴西”
“你说得对，”他说“我会给你讲明白。我不在桌子上赌，也不干任何那类事儿。我只是在机会对我有利的时候才赌”
“啊？什么时候机会对你有利啊？”我满腹狐疑地问。
“实际上很容易，”他说，“我在桌子边儿站着，等有个家伙说，‘我要9点，它就来9点！’这家伙兴奋了；他以为那会是9点，他想赢。可我知道全部数字的概率，于是我就对他说，‘我以4块赌你3块，我赌不是9点’，时间长了，我会赢。我不在桌子上赌；我和在桌子上玩儿的那些心存偏见的人赌——他们迷信幸运数字”
于是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在信里看到这么大一笔钱，我觉得，我必须谢绝。我不得不谢绝这份薪金的原因，是我将有能力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儿——找个迷人的情妇，为她买一座漂亮的房子，给她买好东西……用你们给的这份薪水，挂念她在干什么，我们会吵架。我回家的时候，又会如何如何。这些闹心的事儿，会让我寝食不安，会让我心情不快。我搞物理也搞不好了，一切将是一团糟！我一直想做的这种事情，对我是很坏的，因此，我已经决定，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派斯看着我说：“老天爷，我们文明吗！”我们意识到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如果一个女仆来送早饭，这个家伙站在那儿，赤身露体的，那就会有一声尖叫、一通做作。可在日本，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对于这些事儿，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更进步，更文明。
几小时之后，派斯回来了。“嗨，派斯！派斯！”我说，声音激动“《时代》杂志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把你在会上的论文，寄给他们一份。”
“哎呀！”他说，“名声，是个婊子啊！”
我倍感震惊，我发现派斯说得对，但人在当时，我想，要是我的名字上了《时代》，那可真的美啊。
我沉思了片刻，说：“那将意味着，对左旋和右旋来说，自然规律是不同的，意味着有办法以物理现象为右旋下定义。我认为这事儿不那么可怕，尽管这必定会带来 一些糟糕的结果”
“不复杂”她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看不懂，而是说那意思不是你发明的。根据你听到的这个线索，按照你自己的思路，你却琢磨不出个头绪来。你应该设想你现在又是学生了，把论文拿到楼上，一行一行地看，检查一下那些方程式，你会很容易就看懂”
我听了她的建议，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发现它既明显，又简单。我一直害怕读这个东西，还以为它很难读呢。
假定我是个好物理学家，那么以前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我想到原来那个观念的时候，本来立刻就会检查“我们知道那时T,果真可靠吗？”——那才是明智之举。我本来会马上意识到我早就注意到那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任何东西。
打那以后，对“专家们”的任何东西，我再也不费心思了，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计算。当人们说夸克理论不错的时候，我让两个博士与我一道，把这个理论从头到尾搞了一遍。只有这么个搞法，我才能检查出这个东西还确实能得出相当妥帖的结果，而且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理论。我再也不会犯那个错误了，只读专家意见那个错误。当然，你只有一次生命，你把什么错误都犯过了，这才知道不该做什么，而你这一辈子也完了。
我灵机一动，“听我说，”我对车辆调度员说，“会是昨天开始的，因此有一大群家伙都往会场那边去，他们昨天一定是从这儿走的。让我告诉你，他们是个什么德行：他们都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互相谈着什么，不大在意到哪去，互相说的话，好像是这么个声音：‘鸡母牛，鸡母牛（G-Mu-nu）’”
他眼睛一亮。“啊，是的”他说，“这么说，你是要到教堂山了！”他对下一辆正在排队的出租车说：“把这位先生送到教堂山的大学。”
“谢谢”我说，然后我就奔会场了
因此，现在我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究竟他是个比我好的老师，还是我是个比他好的学生。
他们总告诉我要“放松”，要无拘无束地画。我捉摸着，这并不比告诉一个掐着方向盘学开车的人“放松”，更起作用。那么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在你知道这么仔细地弄它的时候，你才开始放松。所以，我抵制这种没完没了的叫人放松的玩意儿
我觉得这画好，原因是，我知道那样画，是不可能画好的，因此呢，你不必画好——那才是这种放松练习的目的所在。我本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信笔涂鸦，但实际上是别担心画出来的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使我明白了这么一件事儿：卖画，并非为钱，而是为了踏踏实实地知道，那画实在想要属于一个人：那个人，钥匙得不到它，就茶饭不香，这事儿透着好玩。
她接着就有了另一种担忧：他的腹股沟那儿有些“凹坑儿”。我不得不找出一本解剖学书，给她看那是肌肉与肠骨的接合部，还为她解释，你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那些“凹坑儿”的；要想看到，那必须一切都刚好合适，完完全全地合乎比例，就像她那样。我从她那儿了解到，每个女人，无论她们多么漂亮，都担心自己的长相。
我的看法是：艺术家不理解自然的内在普遍性和自然之美，不理解自然规律（因此，不能在他们的艺术中描绘这些东西）。这个博物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更多地知道技术：他们应该更熟悉机械以及科学的其他实用功能。
他说：“您瞧，我是速记打字员，把人家说的什么都打下来。别的伙计讲话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就打什么，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每次您站起来问个问题，或者说什么东西，我完全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明白问题是什么，您说的是什么——因此，我还以为您不可能是教授！”
我给你一个例子：他们要讨论不同的进位制——五进制，六进制，等等——来表明不同的进位制是可能的。这对那些能够理解十进制的孩子来说，或许是有趣的——一种娱乐大脑的东西。但在这些书里，他们搞的那一套，结果是让每一个孩子必须学会另外一种进位制！紧接着，通常会有的那种恐怖就来了：“将下列七进制的数字，翻成五进制的数字。”把一种进位制的数，翻成另一种进位制的数，是吃饱了撑的。要是你会做，或许是个乐趣；要是你不会，就别理会它。这事没意义。
我的一个朋友，有钱——他发明了一种简单的数字开关——该我讲了一些捐钱设奖或者讲座的人的事儿：“对他们，你要时时留心，看看他们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用这个来安慰良心”
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有某种心理上的困难。你知道，我是我那位一贯睥睨王室和排场的父亲养大成人的（他干的是制服的买卖，因此他知道一个穿上制服的人和一个脱了制服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同一个人）。我实际上是学会了一辈子挖苦这类事儿，这种脾性如此强烈，深入骨髓，不带着点勉强，我都走不到一个国王的跟前去。这很孩子气，我知道，但我就是那么个教养，所以这是个问题。
日本大使回答的方式，我喜欢听：“我不知道”他说，“我倒可以假定某种原因，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条前进的道路：让他们的孩子比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使他们抛开农夫的境地，而成为有教养的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家庭里，大家下了大力气，来鼓励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好，有出息。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趋势，外来思想可以非常容易地散播到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或许那就是日本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的原因。”
等我那我能搞明白的都搞明白了之后，我最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语的注释，看看我搞明白了多少。西班牙语的注解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符号是土星，那个符号是神——简直是狗屁不通。因此，我也用不着把注解遮着盖着了；反正我从那里头什么东西也学不到。
那些制造赝品的家伙，从来没有胆量捏造某种真正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发现了某种确实是新的东西，他必得有点不同的东西。真能骗人的东西，应该打火星周期这种东西的主意，炮制一个神话，与之相辅相成，然后再画些和这个神话有关的图案，图案上有些正对火星合适的数字——不能搞得太明显；最好是弄一些周期倍数表，其中还得有一些神秘的‘错误’，等等。数字需要花点力气才能搞出来。这样，大家就会说：“嚯！这玩意和火星有关系！”除此之外，里头还得有不少东西，没办法理解，跟以前看到的东西不完全一样。那样才能制造一个好的冒牌货。
为什么那些人没有立刻就发现最后这个新的比较大的数呢？这事儿让科学家为之汗颜——这个令人羞臊的历史——因为，人们显然是这样做事的：当他们得到了一个比密里跟的数大得太多的数的时候，他们以为一定有什么东西出错了——他们就去找，结果找到了一个解释的理由，说为什么某个东西或许错了。当他们得到了一个接近于密立根的数的数的时候，他们就不费劲去找了。因此，他们就把那些相去太远的数，都消灭了，然后再去做那样的蠢事。如今，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些特别诱惑人犯错误的情况，现在我们就不犯这种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