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乔布斯这样的人，我对自己这么晚才读过他的传记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要不是通过制作《喵星人简史》这样的机会，我阅读他传记的时间可能会更晚，通过读他的传记，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那是一个结合了个人魅力、对完美的极致追求、又掺杂了刻意的误导对事实的扭曲的一个产物，他常常是激发团队潜能的强大工具，也可能是带领团队走向错误方向的危险工具。
此书写的极好，充分展现了乔布斯的方方面面，他的童年，他的古怪，他的创业，他对完美的追求，对人性的洞察，对规则的蔑视。也让人明白了乔布斯他的产品理念，以及他如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
值得每个互联网人一读。
以下是读书笔记
乔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几天，解决了游戏机的冲突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一群西装革履的德国经理搞得很困惑。他们向雅达利公司抱怨，说乔布斯的穿着和身上的味道像个流浪汉，而且举止粗鲁。“我说：‘他解决问题了没有？’他们回答：‘是的。’我说：‘下次你们再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这儿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 他们说：‘不用，下次再有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乔布斯方面，德国人老是让他吃肉和土豆，这使他非常不高兴。“他们甚至没有素食这个词。”他在给奥尔康的电话中抱怨。
“不要设计成可爱风格的。”乔布斯命令。雅诺夫想出了两个版本，都是筒单的苹果图标，一个是完整的苹果，另一个则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第一个看上去太像樱桃了，于是乔布斯选择了第二个。乔布斯还挑选了另一个版本，其中的苹果由六种颜色的水平色条构成，在大地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中间夹着另外四种炫丽的颜色，但这一版本的印刷费用也因此大大提髙了。在宣传册顶端，麦肯纳放上了一句格言，这句话被普遍认为出自列奧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也成为了乔布斯设计理念的决定性准则：“至繁归于至简。”
他的两句格言深得乔布斯认同：“预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创造未来”以及“对待软件严肃认真的人，应该制造自己专属的硬件”。
苹果公司对施乐PARC的这次技术盗窃，有时被形容为工业史上最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乔布斯偶尔也会骄傲地承认这一说法。“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尽量了解有史以来最棒的发明，然后将它运用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他有一次说，“毕加索不是说过么：‘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在窃取伟大的灵感这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
安迪·赫茨菲尔德加入Mac团队后，另一名软件设计师巴德·特里布尔给他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让他知道了还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乔布斯希望项目能在1982年1月之前完工，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年时间。“这太疯狂了，”赫茨菲尔德指出，“不可能的。”特里布尔说，乔布斯是不能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的。“能最好地形容这种情况的就是《星际迷航》里的一个术语”，特里布尔解释道，“史蒂夫拥有现实扭曲力场。”赫茨菲尔德有些疑惑，特里布尔便进一步解释道：“有他在的时候，现实都是可塑的。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等他不在的时候，这种力场就会逐渐消失，但这种力场让我们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计划。”
特里布尔回忆说，自己是从《星际迷航》中著名的一集——“宇宙动物园”中学来的这个短语，“在那一集中，外星人通过极致的精神力量建造了新世界。”他说他使用这个短语既是一种称赞，也是一种警示。“陷入史蒂夫的扭曲力场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也正是这种力场让他可以真正地改变现实。”
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太难了，因为“神”与“白痴”之间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如果你是神，你就是高高在上，存在于神坛上的，绝不能犯错误。我们当中被认为是神的那些人，比如说我，都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凡人，我们也会作出糟糕的工程决定，也会像任何人一样吃饭放屁，所以我们总是害怕会被赶下神坛。而那些被认为是白痴的，他们其实也是辛勤工作的杰出工程师，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得不到赏识，永远无法摆脱白痴的身份。
乔布斯抱怨说开机启动时间太长了。凯尼恩开始解释，但乔布斯打断了他。他问道：“如果能救人一命的话，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10秒钟吗？”凯尼恩说也许可以。乔布斯于是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演示，如果有500万人使用Mac，而每天开机都要多用10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而3亿分钟相当于至少100个人的终身寿命。“这番话让拉里十分震惊，几周过后，乔布斯再来看的时候，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阿特金森回忆说，“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
然而，乔布斯的行事风格也有其优势。它给苹果的员工们注入了持久的热情，让他们去创造革命性的产品，也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制作了T恤，上面写着“我爱每周工作90个小时”。出于对乔布斯的畏惧以及想取悦他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工作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想。虽然乔布斯禁止团队为了降低Mac成本或是赶进度而在产品上作出让步，但这也同时阻止了一些看似合理实则粗劣的折中方案。
“多年以来，我认识到，当你拥有真正优秀的人才时，你不必对他们太纵容，”乔布斯后来解释说，“你期待他们做出好成绩，你就能让他们做出好成绩。最初的Mac团队让我知道，最顶级的人才喜欢一起工作，而且他们是不能容忍平庸的作品的。你到那个Mac团队里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们会告诉你，那些痛苦都是值得的。”
大多数人确实这么认为。“他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喊：‘你这个蠢货，你从来就没有把事情做对过。’”黛比·科尔曼回忆道，“类似的事情好像每个小时都会发生。但我还是认为，能够和他并肩作战，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
第一条是“决不妥协”。这一条在日后的岁月里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大多数的科技团队都会妥协。另一方面，Mac最终成为了乔布斯和他的队伍所能做出的最“完美得不可思议”的产品——但它还需要16个月才能上市，远远晚于计划时间。在提到一个计划中的完工日期后，他告诉他们：“即便错过上市日期，也不能粗制滥造。”换作愿意做出妥协的项目经理的话，也许会敲定一个完工日期，之后不得再作出任何改动。但乔布斯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另一句名言就是：“直到上市，产品才能算是完工。”
另一张纸上有一句公案—样的短语，他后来告诉我那是他最爱的一旬格言。上面写的是：“过程就是奖励。”他喜欢强调，Mac团队是一支有着崇高使命的特殊队伍。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回顾这段共同度过的时光，对于那些痛苦的时刻，只是过眼云烟，或者付之一笑，他们会把这段时光看做人生中奇妙的巅峰时刻。
Mac团队最酷的程序员之一史蒂夫·卡普斯（SteveCapps）认为，需要为这种新的精神升起一面海盗旗。他拿了一块黑布，让卡雷在上面画上了骷髅头和交叉的腿骨。骷髅所戴的眼罩是一个苹果的标志。一个周日的深夜，卡普斯爬到了他们新建好的班德利3号楼的楼顶，在建筑工人留下的一个脚手架支柱上升起了那面海盗旗。这面旗帜髙髙飘扬了几个星期，后来丽萨团队的成员在一次深夜的突袭中偷走了它，并给Mac团队送去了一张索取赎金的通知。卡普斯为了把旗子抢回来，带人突击了丽萨团队，并成功从一个负责看管海盗旗的秘书手中夺回了它。一些心态成熟的人担心乔布斯的海盗精神正在逐渐失控。“升海盗旗这件事真的非常愚麗，”亚瑟·罗克说，“它是在告诉公司的其他人他们不够出色。”但乔布斯喜欢这样，一直到Mac项目完成，他始终让那面海盗旗都飘着。“我们很叛逆，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他回忆说。
意识到，自己正日益摒弃黑客精神。有些人甚至指责乔布斯出卖了黑客精神。当沃兹尼亚克秉承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准则，免费分享自己对AppleI电脑的设计时，乔布斯坚持将产品（主板）卖给俱乐部的成员。尽管沃兹尼亚克不愿意，但乔布斯想让苹果成为一家商业公司，让它上市，而不是无偿地向曾在车库里一起奋战的朋友分发股票期权。现在，乔布斯要推出麦金塔电脑，他很清楚这一产品违背了黑客信条的许多原则。麦金塔电脑的价格过高，不设插槽，这样电脑爱好者就无法插入自己的扩展卡或在主板上添加自己期望的新功能。他甚至将麦金塔电脑设计成一个无法从外部进入的电脑，光是打开塑料外壳就需要用到特殊工具。麦金塔电脑是一个封闭和受控的系统，它更像是“老大哥”设计的东西，而非出自黑客之手。
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宣称绝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的那代人来说，30岁是一个里程碑。1985年2月，为了庆祝自己的30岁生日，乔布斯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非常正式但又好玩的派对。他邀请了1000人出席，大家都打着黑领带，穿着网球鞋。请柬上写着：“有句古老的印度谚语是这样说的，‘在人生的头30年里，你养成习惯；在后30年，习惯塑造你。’过来跟我庆祝我的30岁吧。”
公司现在不仅有了新的标识，还有了个新名字。它不再叫Next，而变成了NeXT。其他人也许还不明白重视标识的必要，更不会为了一个标识花上10万美元。但对于乔布斯来说，一个好的标识意味着NeXT正在以世界级的感觉和身份起步，尽管它还没有设计出自己的第一款产品。马库拉曾教过他，你可以根据封面去评价一本书，而一家伟大的公司必须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映射出自己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标识简直酷毙了。
NeXT最初的十名员工中，就有一位是室内设计师，负责帕洛奧图总部的设计，这是NeXT公司的第一个总部。虽然乔布斯租下的大楼是新建的，设计也漂亮，但他将内部设施全部拆毁重建。墙壁换成了玻璃，地毯换成了浅色的硬木地板。1989年，NeXT公司搬到雷德伍德一个更大的地方时，这一过程再次上演。尽管大楼是全新的，但是乔布斯坚持要将电梯挪走，让大堂显得更为恢弘。在大堂的中心，乔布斯委托贝聿铭设计了一段宏伟的楼梯，看上去就像飘浮在空中一样。承建商表示这个设计没法实现，乔布斯坚持能够做到，最终也确实建成了。多年后，乔布斯把这款楼梯变成了苹果专卖店的特色。
倒是有一位颇具胆量的牛仔为NeXT公司神魂颠倒。罗斯·佩罗（RossPerot）是个矮小精干的得克萨斯人，他创办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DataSystems），后以24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通用汽车公司。1986年11月，佩罗碰巧看到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创业者》（TheEntrepreneurs），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乔布斯和NeXT公司的。佩罗当下就很欣赏乔布斯及其团队，他边看电视边想，“我会帮助他们完成想法。”这句话与斯卡利过去常说的话极其相似。次日，佩罗就打电话给乔布斯，提出，“如果你需要投资者，给我打电话。” 乔布斯确实需要，非常需要。然而他也足够冷静，没有表现出来。过了一周他才回复佩罗的电话。佩罗派了一些自己的分析师来评估NeXT，而乔布斯则谨慎地直接同佩罗打交道。佩罗后来表示，自己人生中的最大憾事之一就是，1979年，当年轻的比尔·盖茨前来达拉斯拜访时，自己没有收购微软，或是买下大量股份。佩罗打给乔布斯的时候，微软刚刚上市，市值10亿美元。佩罗错过了发大财和拥有一番有趣冒险的机会。因此，他非常不愿意再犯下类似的错误。
乔布斯向佩罗提出的价钱，比数月前不动声色地向其他不感兴趣的风投公司提出的条件高出3倍。在乔布斯再投入500万美元后，佩罗可以用2000万美元买下NeXT公司16%的份。这意味着，该公司的估值将达到大约1.26亿美元。但是，钱并不是佩罗考虑的主要因素。同乔布斯会面后，他宣布自己入伙。“我挑选骑师，骑师挑选马匹并驾驭它们，”他对乔布斯说，“你们就是我赌的骑师，因此，你们看着办。” 除了2000万美元的救命钱，佩罗也为NeXT公司带来了几乎同样宝贵的其他东西：他是公司津津乐道、精神昂扬的拉拉队长，给员工带来了信任的氛围。“就创业公司而言，这是我在计算机行业25年时间里所见过的风险最小的企业。”他告诉《纽约时报》，“我们请一些专业人士看了硬件，他们都被震住了。史蒂夫和整个NeXT团队是我所见过最厉害的完美主义者。”
佩罗还出入于商界和精英人物的社交圈，这弥补了乔布斯的不足。他带着乔布斯前往旧金山参加一个正式的晚宴舞会，这个晚宴是戈登·格蒂（GordonGetty）和安·格蒂（AnnGetty）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举办的。当这位国王询问佩罗应该见见谁时，佩罗立刻介绍了乔布斯。两人很快就进入了佩罗后来所说的“兴奋无比的谈话”之中，乔布斯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计算机行业的下一个浪潮。最后，卡洛斯一世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乔布斯。“怎么了？”佩罗问道。乔布斯回答，“我卖了一台电脑给他。” 佩罗走到哪儿都会讲起这些关于乔布斯的传奇。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他把乔布斯的人生故事夸大成一部恢弘的年轻人历险记：
……他穷得上不起大学，晚上在自己的车库里工作，摆弄电脑芯片，这是他的愛好。他的爸爸就像诺曼·洛克威尔（NormanRockwell）画中的人物，一天他走进来说：“史蒂夫，要么做些能卖的东西，要么就去找份工作。”6天后，在父亲为他做的木箱中，第一台苹果电脑诞生了。这个高中毕业生切切实实地改变了世界。
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88年，其间乔布斯对于微小的细节频频发怒。在颜色和设计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会在会议中途禽席，只有特里布尔或丹·卢因才能令他平静下来。他不知道IBM还是微软哪一个令自己更害怕。4月，佩罗决定在自己的达拉斯总部举办调停会议，一个令人震惊的交易就此诞生了——IBM将获得授权使用NeXTSTEP软件的目前版本，如果IBM喜欢这款软件，将会用在自己的一些工作站上。IBM给NeXT发送了一份125页的合同。乔布斯读都没读就扔掉了。“别来这一套。”他边说边走出办公室。他要一份只有几页的合同，不到一周，他所要求的合同就送到了。
卢卡斯影业的CFO发现乔布斯傲慢又易怒，在谈判各方即将举行会谈时，这位CFO对卡特穆尔说：“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等级次序。”他的计划是，将所有人和乔布斯都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然后这位CFO晚到几分钟，以表明他才是主持会议的人。“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卡特穆尔回忆说，“史蒂夫在CFO缺席的情况下按时开始了这次会议，而当那位CFO走进来时，史蒂夫已经掌握了会议的控制权。”
皮克斯团队试图劝阻他，他们认为RenderMan并不像Excel或AdobeIllustrator那样易于使用。这时，乔布斯就会走到一块白板前，告诉他们如何把它做得更简单，更便于使用。“我们不禁频频点头，兴奋地说：‘是的，是的，这样很棒！’”克尔温回忆说，“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又考虑了一会儿，觉得‘他想的都是些什么鬼主意！’他身上的奇特魅力实在是强大，你和他交谈之后就几乎被洗脑了。”后来事实证明，普通消费者对于这种能让他们渲染出逼真图像的昂贵软件并无兴趣。RenderMan没有成功进入大众市场。
他们后来分开了，却一直保持着精神交流，25年之后，她在给他的一封令人心酸的邮件中追忆了在巴黎的那一幕。 1985年夏，我们在巴黎的一座桥上。阴天。我们倚在光滑的石栏上，看着绿色的水从桥下流过。你的世界破裂了，停滞了，等着你选择方向再重新安排。我想逃离过去遇到的一切。我试图说服你跟我一起在巴黎开始新的生活，抛下我们过去的自我，体验别样的人生。我希望我们可以穿越你那破碎的世界黑暗的深渊，走出来，隐姓埋名，重新开始，过简单的生活，我为你做晚餐，我们可以每天厮守，就像孩子玩一个美妙的游戏，没有任何目的，只为了游戏本身的快乐。我多希望你能先想一想再大笑着说，“我能干什么呢？我已经把自己槁得没人敢用了。”我多希望在我们被冷酷的未来俘虏之前，在那一刻的犹豫不决中，我们选择了一直过那种简单的生活直到我们平静的晚年，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农场，儿孙铙膝，尽享天伦，日子像新鲜出炉的面包那么温暖充实，我们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耐心和熟悉的芳香。
根据乔布斯的恋爱史，做红娘的应该可以大概勾勒出适合乔布斯的女人了。聪明，而不自负。足够刚强能承受跟他在一起的压力，又足够超脱能免于争端。受过良好教育，独立，又愿意为他和家庭而作出改变。能适应现实，却又带着点儿超凡脱俗。足够世故知道怎么管理他，又有足够的安全感不用总是管着他。当然最好还是个漂亮苗条的金发美女，平易近人，有幽默感，喜欢有机素食。1989年10月，乔布斯跟蒂娜·莱德斯分手后，刚好有这样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
“你很少能见到一个艺术家在三四十岁时还能有令人惊叹的作品。”乔布斯即将30岁的时候这样说。 乔布斯30多岁的时候，自他1985年离开苹果后的10年间，确实少有建树。但是当他1995年步入40岁以后，却成就卓著。那一年《玩具总动员》发行上映，第二年苹果收购NeXT，使他一举重返他当年创建的公司。回到苹果，乔布斯将证明，即使超过40岁的人也可以是最好的创新者。二十几岁，他就改变了个人电脑，现在，他将同样改变音乐播放器、唱片产业的商业模式、移动电话、应用软件、平板电脑、书籍以及新闻业。
事实很明显，无论是否愿意公开承认（或甚至向他自己承认），他都即将控制大局，而不仅仅是当一个“顾问”。那天他一登上舞台——穿着短裤、运动鞋和他标志性的黑色套头衫——就开始再次激发他热爱的这家公司的活力。“好了，告诉我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下面有些窃窃私语，乔布斯打断了他们。“是产品出了问题！”他回答,“那么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下面又有些人尝试回答，乔布斯给出了正确答案。“产品糟透了！”他嚷道，“它们不再性感了！”
第二天，经过与董事会磋商，伍拉德给乔布斯打电话。“我们准备批准这项计划，”他说，“但是一些董事会成员并不喜欢它。我们感觉好像你在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最髙层员工的期权被重新定价为13.25美元（乔布斯一份期权也没有），这是阿梅里奥被解雇当天的股票价格。 本应宣告胜利并感谢董事会，乔布斯却继续不满于必须向一个自己并不敬佩的董事会汇报。“停车吧，这样下去不行。”他告诉伍拉德，“这家公司岌岌可危，我没时间哄着董事会玩儿，所以我需要你们全都辞职。要不然我就辞职，下周一不回来上班了。”只有一个人可以留下，他说，就是伍拉德。
很艰苦，非常艰苦，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时间。我的家庭生活刚刚开始。我还有皮克斯公司。我早上7点上班，晚上9点回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我不能说话，是真的不能，我精疲力竭。我无法跟劳伦说话。我能做的事情只有看半个小时电视，然后就百无聊赖地待着。那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开着辆黑色的保时捷敞篷车往返于皮克斯和苹果之间。我开始有肾结石。我会匆匆忙忙地赶去医院，医院给我屁股上打一针杜冷丁，我才能熬过去。
史蒂夫会把团队叫到只有20个座位的会议室，但他们会来30个人，想要用PowerPoint展示一些史蒂夫根本不想看的东西。”席勒回忆说。因此乔布斯在产品评估过程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使用PowerPoint。“我讨厌人们用幻灯片而不用脑子，”乔布斯后来回忆说，“每次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就做幻灯片。我想让他们投入进去，当场拿出方案，而不是放一堆幻灯片。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不需要PowerPoint。”
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设计是被工程技术引领的。工程师们制定产品的规格和要求，然后设计师们再据此设计模型和外壳。但对于乔布斯来说，这个过程截然不同。在苹果公司创立之初，乔布斯首先确定了Mac电脑的外壳之后，工程师们才依此制造合适的主板和元件。 在乔布斯被迫退出之后，这一过程又变成了以工程师为主导。“在史蒂夫回来之前，工程师会指着处理器硬盘说‘这些是内部元件’，然后设计师们会想办法把这些部件装进外壳，”苹果公司的营销副总裁菲尔·席勒（PhilSchiller）说，“按这种方式来做，你只会得到糟糕的产品。”但是当乔布斯回来与艾弗成为搭档之后，天平又向设计师这一端倾斜了。“史蒂夫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设计是我们的成功之道席勒说，“设计师再次主导工程师了，而不是‘反之’。”
早些时候，迈克·马克库拉就教过乔布斯“灌输”这一招。要知道，人们会根据封面来评判一本书的好坏——同理，苹果产品漂亮的外部装饰和包装也能说明里面是个好产品。无论是迷你iPod还是MacBookPro，苹果用户都很享受这种感觉：打开精致的盒子，产品总是以迷人的方式躺在里面。“史蒂夫和我在包装上花了很多时间，”艾弗说，“我很享受打开包装的过程。一旦拆包被设计成一种仪式般的程序，产品也就变得特殊起来。包装就像一座剧场，它能够制造故事。”
在这如此简约的塑料外壳中也蕴涵着十足的复杂性。艾弗和他的团队与苹果公司在韩国的制造商合作，力求制作出完美的产品，他们甚至去了一家生产糖豆的工厂，学习如何把半透明色彩做得更富活力。每只外壳的成本超过60美元，是普通计算机外壳成本的3倍。换做其他公司，可能会就此进行专门论证，讨论半透明外壳是否能帮助提升销量，并证明额外的成本是值得的。但乔布斯对这种论证不予考虑。
在某些方面，乔布斯在薪酬问题上的立场与他的停车怪癖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拒绝使用CEO专有车位，却霸占了残疾人停车位。他希望被（他自己和其他人）看成个愿意为1美元年薪工作的人，却又希望得到大笔的期权。从一名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变为一名商业创业者，他自身充满了矛盾。他希望在心灵上得到的启逾和感悟，与他通过股票和期权获得的财富并无关联。
在任职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库克听说苹果公司的某一家中国供应商出了问题。“这太糟糕了。”他说，“应该有人马上去中国处理这件事。”30分钟后，他看着还在桌前坐着的一位运营主管，面无表情地说：“你怎么还没走？”那位主管站起来，没带任何行李，直接开车去了旧金山机场，买了机票飞往中国。他后来成了库克的第一副手。
乔布斯咬了咬嘴唇，调整了一下金丝镜架，换上一副优雅而谦卑的面孔，说：“你们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我每天都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们一起工作，无论是在苹果还是在皮克斯。但是这些成就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我代表苹果公司的每一个人，接受你们的感谢。”
德雷克斯勒给了乔布斯一个建议：在苹果园区附近秘密建立一个模拟商店，按照正式的店面进行装潢布置，然后就在那里讨论，直到有完整的想法。于是，约翰逊和乔布斯就在库比蒂诺租下了一间空置的库房。接下来的6个月里，每周二整个上午他们都在那里进行头脑风暴会议，一边在里面来回走动，一边完善他们的零售理念。这个商店的性质和艾弗的设计工作室很相似，都是乔布斯的避风港，乔布斯用他那可视化的方式通过触摸和观察里面的变化，不断地想出新点子。乔布斯回忆说：“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走走，只是随便看看。”
乔布斯喜欢向人们讲述，他所做的每件漂亮事都曾有过返工的时候。当他觉得不够完美时，就会重来。那天，他对团队也讲了这些故事。他讲到了在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胡迪这个角色原本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还有麦金塔的制造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他说：“如果你发现有些事做得不对，你不能只是忽略它，然后说‘以后再处理’，这是其他公司的做法。”
约翰逊还说：“一旦技术有了新突破，他就要利用起来。而且，对史蒂夫来说，‘少’永远意味着‘多’，越简单越好。所以,最好就是能用更少的元素搭建起一个玻璃屋，不但更加简约，而且是站在技术的前沿。这就是史蒂夫最喜欢做的，无论是对于他的产品还是对于他的零售店。”
自从项目开始，乔布斯每天都投入其中。他最主要的要求就是“简化！”他会浏览用户界面的每一个页面，并且会作严格的测试：如果要找某一首歌或者使用某项功能，按键次数不能超过3次，而且按键的过程要自然。如果他觉得导航不够清楚，或者需要按3次键以上，他就会非常生气。法德尔说：“有很多次，在用户界面设计的问题上，我们绞尽脑汁去思考和讨论，自认为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伹乔布斯还会说：‘你们想过这个吗？’然后我们就心想：‘真见鬼！’他会重新定义这些问题或方法，我们的小麻烦就会迎刃而解。”
乔布斯计划把每首歌曲的价格定为99美分——这是个简单又容易让人心动的价格。唱片公司将从中抽取70美分。乔布斯坚持认为，这种做法比音乐公司喜欢的月度订阅的模式更有吸引力，因为他认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和他们喜欢的歌曲之间有一种情感联系。他们希望拥有《给恶魔的同情》③和《暴风雨中的庇护》④，而不仅仅是租用。他对《滚石》杂志的杰夫·古德尔（JeffGoodell）说：“我觉得也可以发起第二波订阅服务模式，但是它恐怕不会成功。”
当我去皮克斯公司工作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分歧。科技公司不懂创意，他们也不欣赏依赖直觉的思维方式，比如唱片公司的A&R部门⑤听了100个人演唱之后就能感觉到哪5个人会成功。他们之所以认为创意人员只是整天窝在沙发里，自由散漫，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在皮克斯这样的地方，创意人员是多么富有紧迫感和专业素养。另一方面，音乐公司也对技术完全没概念。他们认为他们总能从外面雇到一些技术人员。但是这就像苹果公司去找人制作音乐一样。我们只能得到二流的A&R人员，就像音乐公司只能找到二流技术人员一样。我属于少数人，既懂得发明技术需要直觉和创逡力，也知道制作艺术作品需要接受真正的专业训练。
索尼错过这个好机会的原因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真是个可以记入史册的大错。如果部门之间合作不力，史蒂夫会解雇有关人员，但是索尼内部一直搞得一团糟却没人出面解决。” 实际上，索尼给苹果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反面教材。他们的消费电子产品部门能制造出时髦漂亮的产品；他们的音乐部门也签约了当红的艺人（比如鲍勃·迪伦）。但是由于每一个部门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整个公司也无法合作推出端到端的服务。
“经典的史蒂夫风格就是，他会同意一些事，但永远不会实现。他会把你设进一个局，然后置之不理。他的表现是病态的，但这点在谈判中很有用。他的确是个天才。”
乔布斯的一个商业原则就是：永远不要害怕内部相残。他说：“与其被别人取代，不如自己取代自己。”所以，即使iPhone的出现会蚕食iPod的销售，或者iPad影响了笔记本电脑的销售，都没有阻碍他的想法
2005年1月，苹果引入了iPodShuffle，这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创新。乔布斯注意到iPod上面的“随机播放”功能非常受欢迎，它可以让使用者以随机顺序播放歌曲。这是因为人们喜欢遇到惊喜，而且也懶于对播放列表进行设置和改动。有一些用户甚至热衷于观察歌曲的选择是否是真正的随机，因为如果真的是随机播放，那为什么他们的iPod总是回到比如《内维尔兄弟》（TheNevilleBrothers）这儿来？
我们坐在他房间外面的露台上，谈了两个小时。我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而且我也怕他本人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聪明，或者他只是在“模仿”自已，就像很多人那样。但是我很高兴，因为他说话入木三分，他的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样。他非常开朗和真诚。他和我谈论他的生活，谈论写歌的过程。他说：“有时一些旋律就那么来了，我并不是刻意要作出曲子来。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了，我怎么都不能再那样写曲子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他沙哑的嗓音微笑着对我说：“但是我还是会哼出这些调调。”
皮克斯就像一座避风港，得以让乔布斯排解在库比蒂诺的压力。在苹果，管理人员时而兴奋时而疲累，乔布斯情绪多变，经常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在皮克斯，编剧和插画师无论彼此合作还是和乔布斯在一起，都更加平和，举止行为也更加和善。换句话说，领导者的性格奠定了整个公司的风格，就如同苹果带着乔布斯的影子，而皮克斯也深受拉塞特的影响。
乔布斯后来承认，Cube设计过度且定价过髙，就像当年的NeXT电脑一样。但是，渐渐地，乔布斯吸取了自己的教训。在制造iPod这类设备时，他会控制成本并作出必要的权衡，让产品能够在预算内按照预定时间发布。
软则将自己的软件开放授权给彼此竞争的硬件厂商。他指出，在音乐市场，集成的做法更好，这个已经有iTunes/iPod组合可以证明，伹是在个人电脑市场，微软的分离政策发展得更好。这番话随即引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在手机市场，哪种方法会更好？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观点。在设计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他及苹果公司更不善于同其他公司合作。“因为沃兹和我创办公司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在做，因此我们不是很善于与人合作，”他说道，“我认为，如果苹果天生能够多一点点合作精神，会非常好。”
问题在于，iPhone的重点是屏幕显示，而他们当时的设计是金属外壳和屏幕并重。整个设备感觉太男性化，太注重效能，是一款任务驱动型产品。“伙计们，在过去9个月你们为了这个设计拼死拼活，恨不得杀了自己，但是我们要改掉它。”乔布斯告诉艾弗的团队，“我们要没日没夜没有周末地工作，如果你们愿意，我现在就给你们发几把枪，把我们全干掉。”然而团队成员并没有迟疑，同意修改。“这是我在苹果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之一。”乔布斯回忆说。
文森特喊道：“你得告诉我你要什么。”乔布斯回道：“你得给我展示一些东西，等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 “噢，太棒了，让我把这记下来，发给我的创意人员：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
为此，文森特非常沮丧，一拳打在了旅馆房间的墙壁上，在上面留下了一个大凹痕。当他终于走出屋外与家人坐在水池边时，他们都很紧张地看着他。他妻子最后开口问道：“你还好吧？”
文森特及其团队花了两周时间拿出了一系列新的备选方案，他要求在乔布斯家里而不是办公室中展示，希望这样的环境更宽松。故事板架在茶几上，文森特和米尔纳共展出了12种方案。A方案鼓舞人心，令人激动。B方案采用幽默手法，让喜剧演员迈克尔·塞拉（MichaelCem）在一个假房子里针对人们使用iPad的方式发表有趣的评论。C方案用名人，D方案完全采用白色背景，E方案演绎一个小情景喜剧，F方案直截了当地进行产品演示，等等等等。
在仔细考虑了这些方案后，乔布斯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不要幽默，不要名人，也不要产品演示。“广告要发出一份声明，”乔布斯说，“它应该是一个宣言，告诉人们iPad很了不起。”他曾宣布iPad会改变世界，他希望广告能够强化自己的宣言。乔布斯认为，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他公司会跟风推出平板电脑，而他希望人们记住，iPad才是真正的平板电脑。“我们需要这个广告能够站起来，向人们宣告我们的成就。”
允许Flash跨平台移植，这意味着产品受限于所有平台都必须支持的特性，因而只能是平庸至极的，
布斯让妻子召集他的医生们开会。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从不允许在苹果发生的问题——他的治疗是零零散散的，而不是综合全面的。他有多种多样的疾病，每一种都是由不同的专家治疗的——肿瘤学家、疼痛专家、营养学家、肝脏病学家和血液学家——但是他们并没有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被协调起来，就像詹姆斯·伊森在孟菲斯所做的那样。“医疗行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少个案服务专员或协调人，他们的作用就像是橄榄球队伍里的四分卫一样。”鲍威尔说。在斯坦福尤其如此，似乎没有人负责研究营养跟止痛以及肿瘤学之间的关系。因此，鲍威尔把斯坦福的各种专家请到家里开会，也包括一些治疗理念更前卫或更全面的外部医生，例如南加州大学的戴维·阿古斯（DavidAgus）。他们一起拟定了对付疼痛并协调其他治疗的新方案。
有赖于尖端科学的发展，医生们得以让乔布斯总是比癌症的蔓延快上一步。他是世界上最早接受癌症肿瘤基因和正常基因作排序治疗的20个人之一。当时这项治疗耗资超过10万美元。
基因排序和分析由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了解乔布斯体内肿瘤的特殊基因和分子特征后，他的医生们就可以挑选特定的药品，直接针对导致他的癌细胞异常生长、有缺陷的分子位点进行治疗。这种方法，称为分子靶向治疗法，比传统的化疗方法更为有效，化疗会破坏身体里所有细胞的分裂过程，无论是癌细胞还是健康细胞。这种靶向治疗并非药到病除，但时常效果显著：它使医生可以筛选大量的药品——常见或不常见的，已经上市的或还在研制的——从中选出三四种可能最有效的。当他的癌细胞变异、一种药物不再有效时，医生们可以换下一种药物继续治疗。
在3个小时的会议中，斯坦福和博德的研究人员介绍了他们发现的他体内癌症基因特征的新信息。乔布斯情绪不安。博德研究所的一个分析师误用了PowerPoint幻灯片作介绍。他训斥了他，解释为什么苹果的Keynote演示软件更好，甚至说要教他怎么用。会议结束时，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已经了解了所有的分子数据，评估了每种潜在治疗方案的原理，并列出了要确定每种治疗方案优先级所需要作的测试。 他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有可能他的癌症和其他相似的癌症很快会被归为可控制的慢性疾病，可以一直被遏制，直到他死于其他问题。“我要么就是最先这样跑赢癌症的人之一，要么就是最后死于这种癌症的人之一。”一次乔布斯跟医生们开会后这样告诉我，“不是最先上岸的，就是最后被淹死的。”
●AppleII，采用沃兹尼亚克的电路板并把它变成第一台不再仅供业余爱好者使用的个人计算机。
●麦金塔，引发了家用电脑革命并普及了图形用户界面。
●《玩具总动员》和其他皮克斯大片，开创了数字影像的奇迹。
●苹果零售店，重新塑造了商店在品牌定义中的角色。
●iPod,改变了我们消费音乐的方式。
●iTunes商店，让音乐产业重获新生。
●iPhone,把移动电话变成了音乐、照片、视频、邮件和网络设备。
●应用商店（AppStore），生成新的内容创造产业。
●iPad,推出平板计算技术，为数字报纸、杂志、书籍和视频提供了平台。
●iCloud,使计算机不再担任管理我们内容的中心角色，并让我们的电子设备无缝同步。
●苹果公司本身，
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里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当然，能赚钱很棒，因为那样你才能够制造伟大的产品。但是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斯卡利本末倒置，把赚钱当成了目标。这只是个微妙的差别，但其结果却会影响每一件事：你聘用谁，提拔谁，会议上讨论什么事情。 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想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是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正因如此，我从不依靠市场研究。我们的任务是读懂还没落到纸面上的东西。
你必须不断地去推动创新。迪伦本来可以一直唱抗议歌曲，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必须向前走，当1965年他转做电子音乐时，他疏远了很多人。1966年的欧洲巡演是他的巅峰。他会先上台演奏原声吉他，观众非常喜欢。然后他会带出TheBand乐队，他们都演奏电子乐器，观众有时候就会喝倒彩。有一次他正要唱《像一块滚石》，观众中有人高喊“叛徒！”迪伦说：“搞他妈个震耳欲聋！”他们真那样做了。披头士乐队也一样。他们一直演变、前行、改进他们的艺术。那就是我一直试图做的事情——不断前进。否则，就如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忙着求生，你就在忙着求死。
我的动力是什么？我想大多数创造者都想为我们得以利用前人取得的成就表达感激。我并没有发明我用的语言或数学。我的食物基本都不是我自己做的，衣服更是一件都没做过。我所做的每一仵事都有赖于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的贯献和成就。我们很多人都想回馈社会，在这股洪流中再添上一笔。这是用我们的专长来表达的唯一方式——因为我们不会写鲍勃·迪伦的歌或汤姆·斯托帕德（TomStoppard）的戏剧。我们试图用我们仅有的天分去表达我们深层的感受，去表达我们对前人所有贡献的感激，去为这股洪流加上一点儿什么。那就是推动我的力量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他感觉不太舒服，他坐在屋后的花园里，思考死亡。他谈到将近40年前他在印度的经历，他对佛法的研习，以及他对转世和精神超越的看法。“我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半一半。”他说，“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认为一定有超出我们所见的存在。”
他承认，当他面临死亡时，他可能更愿相信存在来世。“我愿意认为，在一个人死后有些什么东西依然存在。”他说，“如果你积累了所有这些经验，可能还有一点智慧，然后这些就这么消失了，会有些怪怪的。所以我真的愿意相信，会有些什么东西留存下来，也许你的意识会不朽。”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但是另一方面，也许就像个开关一样。”他说，“啪！然后你就没了。”
他又停下来，淡然一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喜欢给苹果产品加上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