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名著，与之相比《美丽新世界》和《我们》都相形失色，即使它们总被人们并称。
小说描绘了一个极端的极权主义社会，然而其描述的世界，在当今社会仍然看得到其中的影子。
下面是读书笔记：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他不由得一阵恐慌，其实毫无必要，因为这些字并不比写日记一事更加危险，有那么一会，他想把写了字的纸撕掉，就此放弃记日记。但他没有，他知道这毫无用处，不管他是不是写“打倒老大哥”，不管他是不是继续写日记，都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仍会抓住他。他已经触犯了——就算他没用笔写在纸上，他仍犯了——包含其他一切罪行的根本性大罪，他们称它“思想罪”。
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侦察队已经将它们培养成肆意妄为的家伙，但同时他们又不会有任何违抗党的控制意向。恰恰相反，他们崇尚和党有关的一切。他们唱歌、列队前进、打起旗帜、远足、用木制步枪进行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在他们看来光荣而有趣。它们凶残的本性被激发出来，用在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徒、思想犯身上。超过三十岁的人普遍害怕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看到关于偷听父母谈话的小暗探的报道——通常会称之为“小英雄”——偷听父母危害性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汇报。
在描绘完欧亚国部队被惨烈歼灭的情形以及列举完一堆关于杀敌、俘虏的数字后，电屏里宣布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供应量由每天30克削减到每天20克。
如果其他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记录都这样说——那么这个谎言就会被载入史册成为真理。党有一句口号：“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而过去，尽管它的性质可以被篡改，但它却从未被改变过。什么东西现在是正确的，那它永远都是正确的。这非常简单，人只需要不停地、反复地战胜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重思想”。
他收到的指示都和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某种原因，按照官方说法，它们必须被修正。举个例子3月17《泰晤士报》中提到，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语言南印度前线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欧亚国不久便会对北非发起进攻。事实上，欧亚国的最高司令部没有理会北非，反而攻打了南印度。这就需要人们对老大哥的语言进行修改，使之符合现实。
历史就像那种可以被反复重写的本子，只要需要，就可以涂涂抹抹。而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人们就无法证明历史被伪造过。
温斯顿一遍修改富部的数字一边想，这连伪造都算不上，这不过用一个谎言替代另一个谎言。人所处理的绝大部分材料都和现实世界毫不相关，甚至连显而易见的谎言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都没有。无论是修改前还是修改后，这些统计数字都荒诞不经。
消灭单词真是妙不可言。动词和形容词有很多是多余的，名词也可以去掉好几百个，其中既有同义词也有反义词。总之，如果一个词表达的只是另一个词相反的意思，那它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下去呢？就拿‘好’来说。有了这个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用‘不好’就可以了。这比用‘坏’要好，这正好表达了和‘好’相反的意思。再比如，你需要一个比好‘语气强一些的词’，为什么要用诸如‘精彩’、‘出色’等意思含混有没有用处的词呢？‘加倍好’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了，在新话的最终版里，不会再有其他的词。要表达好和坏的意思只要六个词就够了——实际上只有一个词。
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立即现出崇敬的神色，但塞姆还是发现他不够热情。
“你不明白新话的意义就是缩小思考范围吗？让每个人都不会再犯思想罪，因为找不到可用来表达的词汇。每一个必要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它的意义就会受到限制，它的次要意义就会被消除，被遗忘。”
温斯顿只听请一句话“完全地彻底地消灭高德斯坦因主义”这话说的飞快，就像铸成一行的铅字，所有词浑然一体。至于其他的话，听上去就是一片叽叽喳喳的噪声。不过，你仍然可以了解大概的内容。他很可能是在叱责高德斯坦因，认为要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惩治办法。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或者歌颂老大哥、马拉巴阡县的英雄。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讲的每一个字都绝对正统，绝对英社。
群众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党只要求他们拥有单纯的能够随时唤起的爱国之情，这有利于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劳动所得。有时他们也会不满，但这不满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他们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只会对具体的细枝末节感到不满。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他们往往视而不见。
独自行动非常危险，包括独自散步。对此，新话还有个专有名词“个人生活”，它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孤僻怪异。
但他知道，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小奖才会发到中奖者手里。在大洋国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十分不畅，安排这样的事并不困难。
只要外表尚新，都被说成革命后建造的，而所有明显的早期建筑都被纳入中世纪建筑的范畴。资本主义被认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生产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尽管烦得要命，但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离开的冲动。看到“我爱你”后，他心里充满生存的渴望，为小事冒险愚不可及。
这些年轻人都是在革命后长大的，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他们眼中的党就像天空一样，是本来就有的，不会改变的，他们不会反抗他的权威，但他们却会像兔子躲避猎狗那样躲开他。
“你会在做爱的时候花光力气，之后你会感到快乐，什么事都不想抱怨。而这样的感受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们要你每时每刻都精力充沛。像游行、欢呼、挥舞旗子之类的事都是变了味的发泄性欲的途径。要是你内心愉悦，你有怎么会为老大哥，为三年计划，为两分钟仇恨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激动？”
她飞快地捏了下他的指尖，它激起的似乎不是情欲，而是爱意。这让他意识到和女人一起生活，这样的失望一定是正常的，会反复出现的。突然，对她，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深情厚谊。他真希望他们是结了十年婚的夫妻，他真希望两个人能大大方方地走在街上，不用担惊受怕，聊些日常琐事，买些日用杂货。而他最希望的是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两人不受打扰地待在一起，不用觉得见面就要做爱。
从某种角度来说，在灌输世界观上，对那些不能理解它含义的人，党做的最为成功。这些人能够接受公然违背现实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意识不到针对自己的要求是蛮横无理的。他们对公众大事漠不关心，注意不到有事情发生。由于缺乏理解力，他们仍然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对任何事情他们都能照单全收，由于什么都不会剩下，照单全收的东西也不能对他们产生危害，好比一颗未经消化的种子通过了小鸟的身体。
他想了想。“他们做不到”最后她说，“这是唯一一件他们做不到的事。他们能让你说出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但他们不能让你相信它。他们进不去你心里。”
“你们准备好交出你们的生命了么？”
“是的”
“你们准备好去杀人了吗？”
“是的。”
“你们准备好进行破坏活动了吗？”
“是的。”
“你们准备好将祖国出卖给别的国家吗？”
“是的”
“你们准备好欺骗、造假、恐吓了吗？准备好侵蚀孩子们的心灵、散发令人上瘾的药物、鼓励卖淫、散播性病了吗？——所有可以破坏道德风气、削弱党的力量的事你们都愿意去做吗？”
“是的”
“那么，举个例子，假如朝一个孩子脸上泼硫酸会对我们的利益有帮助——你们也愿意去做吗？”
“是的”
“你们准备好隐姓埋名，余生去做服务生或码头工人吗？”
“是的。”
“你们准备好自杀了吗？如果我要求你们这样做”
“是的”
“你们准备好，你们两个，从此分手再不相见吗？”
“不！”朱莉娅突然插进来。
温斯顿觉得自己过了很久才回答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会，他好像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他的舌头在动，声音却发不出来，他摆出了发第一个单词第一个音的嘴型，又犹豫着拜另一个单词另一个音的，这样反复数次，自己也不知道要说哪个单词，最终，他说：“不”。
相比强硬有力，他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是自信、体贴，且这体贴中有那么一丝嘲讽的意蕴。尽管他可能是认真的，但他身上并没有狂热分子专有的执拗。当他说谋杀、自杀、性病、断肢、换脸时，隐约带着嘲弄的神情。
我们是死人。我们唯一真正的生活在未来。我们将以几捧尘土，几副枯骨的形式进入未来。没有哪个人知道未来还有多远，由于无法进行集体行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传播我们的想法，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这一代到下一代。面对思想警察，你别无他法。
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拥有安逸且有保障的生活，那么原先因贫困而蒙昧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成为有文化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他们一旦做到这点，则早晚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层毫无用途，进而将会将其清除。就长远来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
只要群众不停止工作，他们的态度就无关紧要。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党员的情绪。即便是地位最低微的党员也被要求有能力、勤劳、在特定范围内头脑聪明，同时又必须具备轻信、盲从、狂热的特点，恐惧、仇恨、崇拜、狂喜应占据他情绪的主要部分。用另一种方式说，他的精神应该和战争两相呼应。
作为管理者，一个内党成员必须知道这条或那条和战争有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可能经常发现整场战争都是捏造的，要么现在没有发生，要么其目的完全不是宣称的那样。但是，在双重思想的作用下，他所了解的很容易被消除。
因此今天只存在两种科学家，一种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与一身，对人的表情、姿态、声调所包含的意义做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考察药物、休克疗法、催眠、严刑拷打在促使人吐露实情上所起的作用；另一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只关心自己专业中和杀人有关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和平部那巨大的实验室里，工作在巴西密林的深处、澳大利亚的沙漠，以及人迹罕至的南极小岛上隐藏的实验站里。
而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国家之间不再相互争斗，统治集团对自己的国民发动战争，战争的目的既不是征服他国也不是保卫本国，而是确保社会结构的完整。
有史以来，大约从新石器时代结束开始，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按照不同的方式继续划分，他们有过很多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以及对彼此的态度都因时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发生改变。即使在经历了重大剧变和看起来不可挽回的变化后，依然能恢复其原有的格局，就好像无论向哪个方向前进，陀螺仪都能恢复平衡。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完全无法协调。上等人的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调换地位。至于下等人，他们被欺压得太厉害，生活太艰苦，以至于偶尔才能想起日常生活以外的事，这已成为他们的一大特点，若他们真有目标，那无外乎是消除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未成功实现，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操纵公众意见变得更加容易，之后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电视业的发展以及用同一设备进行信息手法的技术的进步，终结了人们的私生活。所有公民，至少那些重要的、需要被关注的公民，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的宣传之中。其他的信息渠道统统被切断。至此，第一次，不仅所有公民都要完全屈服于国家意志，对任何问题，他们的看法还都将被统一起来。
本世纪中期出现的所谓“消灭私有制”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在于，新的财产所有者不是若干个人，而是一个集团。
第二种危险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人们从来不会自发地起来造反，从来不会只因为受压迫就揭竿而起。确实，只要没有比较标准，他们就意识不到他们正遭受压迫。
党的两个分支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员流动，但这只是为了剔除掉内党中的低能份子，并给外党里野心家以向上爬的机会，免得他们造成危害。
党在定义上已不是一个阶级，他不再以“将权力传给子女”作为目标，若没有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党的最高层，他很乐意从无产者中征募一代新人。
只要能指派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是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血统的不朽，而是党本身的不朽。只要等级结构永恒不变，谁掌权并不重要。
大众有见解，大众没见解，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思考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更笨没有思考能力。而对于党员来说，即便在最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最轻微的思想出轨，都不被接受。
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对战争越歇斯底里。而对战争持理性态度的往往是那些身处争议地区的被统治的人。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持续性的灾难，如海浪一般反复冲刷他们的身体。
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字，在歪曲事实上也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说谎，仁爱部负责用刑，富部负责制造饥饿。这样的矛盾并非偶然，也不是由通常意义上的虚伪所致，它是故意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
她曾拥有短暂的、花一般的年华，也许有那么一年，她像野玫瑰一样诱人，但之后就仿佛突然受精的果子，她变得强壮、红润、粗放。在之后她就生活在洗衣、擦地、缝补、做饭、扫地、擦抹、修理上。先是为子女，然后为孙儿，三十年中从未间断，可到了最后，她依然在歌唱。
“对我做什么都行！”他大叫，“你们饿了我几个星期了。就饿死我吧，枪毙我，吊死我、关我个二十五年。还需要我出卖谁吗？只要说出他是谁，我就把你们想知道的统统说出来。我不关心他是谁，也随便你们怎样对待他。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六岁。你们可以把他们都带来，当着我的面割断他们的喉咙，我就站在这儿看。但是，千万别带我去101号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