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读书笔记
在前一阵子感到书荒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抱着对红色中国增加了解的心态读了起来，没想到读起来却一发不可收拾。
本书是一个长居在中国的美国人给江泽民写的一本传记，使用的资料有官方公开的资料和江泽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采访，内容详实生动，相对客观中立，没有回避敏感问题。读完之后会更了解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也会对中国政府行事方式和行事逻辑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当然，也会更了解江泽民。
以下是读书笔记：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形成）对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击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它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他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循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伤害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的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理。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意就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在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利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邓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
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的权利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
江泽民和克林顿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包括贸易和人权问题。还进行了一项具体的工作，批准设置一条专用的电话“热线”，以供发生危机时方便两国进行通信交流。
江先回答，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早有腹稿。他认为那次“政治动乱”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国家安全”。他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正确的。
克林顿回答说：“对‘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我们持有极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排斥态度，使中国失去了本应得到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他提到了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问题上制裁的解除，而对其他领域表示要再“逐一审核”。
宴会的请柬无疑是几年中最热门的入场券了。在近期的记忆中，没有一份贵宾名单能与当晚的名单相提并论。如果有人怀疑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么请看这234名与会客人，几乎人人都地位显赫，这就证明这种猜疑是没有道理的。
来自政界的客人有：前总统吉米·卡特、前总统夫人伯德·约翰逊、五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其前——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和亚历山大·黑格）、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美联储主席亚伦·格林斯潘和所有资深国会领袖。
有多达30位来自商界的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美国国际集团的莫里斯·格林伯格、迪斯尼的迈克尔·艾斯纳、苹果电脑公司的史蒂文·乔布斯以及自“梦工”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我到这里来不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斯皮尔伯格幽默地说，这位有史以来最成功电影导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自己是阿甘，正在偷听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声音。”
媒体领域则来了更多的世界巨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美国广播公司的戴安娜·索耶。记者选出的“当晚最奇特组合奖”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她的男伴、电影《星际迷航Ⅱ》中那精力充沛的秃顶船长皮卡德的扮演者——演员帕特里克·斯图尔特。
参加晚宴的著名美籍华人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艾滋病学家何大一、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以及小说家谭恩美。谭幽默地说，她对中国政策“有许多复杂感觉”，但不会错过这次盛宴。“我认为人际关系和人权条件的跨越和改善，不能通过站在局外观望或是捶胸顿足的呼吁来完成。”她说。
在90分钟的早餐会中，陪同江进餐的国会议员触发了所有敏感问题：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以及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江就所有的批评为中国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国会员到中国访问”。他说，“我们可以宣告，中国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并补充说，中国将“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会领导人并不满意江的复，纷纷进行指责。金里奇一贯就是一副不受喜爱的蛮横样子，为此他曾激怒过许多同僚，这次他又用这种腔调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极权半自由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可能存在下去。”洛特参议员告诉江：“对们国家来说，与援助伊朗的国家改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迪克·阿尔梅则交给江一份列有据他讲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要求中国主席释放他们。
江没有落入对方圈套，国会领导人不由得对这位第一次坐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元首感到钦佩。“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问题确实够他受的。”民主党议员霍华德·伯曼说。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莱勒问道：“您被问及那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是否让您觉得不安？” 江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我已感觉到我受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欢迎。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江泽民参观独立厅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江就开始学习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和言行。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杰逊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了他希望与启示——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意义重大。此外，江觉得他与这些美国革家一脉相承，那些人所赶走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当年从中国的领土上夺走香港的殖民者。这些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而江自视为爱国者。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据称，有一次尚慕杰使去拜会江主席时，惊讶地发现江正在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江想知道中国是否能够从罗斯福那里学到对付股票市场投机分子的办法，因为股票投机已成为中国掠夺式的初期资本市场中的严重问题。尚慕杰略带幽默地说，罗斯福请来一位主要的股市操纵者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来担任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江答道，对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要是我能够断定谁是最大的股票操纵者的话”。
他们冒着冰冷的冬雨，呼喊着挑衅性的口号，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求西藏与台湾“独立”。这些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聚集的人群中有1200多名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支持江。亲江的民众戴着由大波士顿区华人联合会分发的徽章，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江主席”。
有一处地方，人权激进分子与西藏流亡分子叫喊着：“西藏独立，台湾独立。”而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群大陆人则唱着中国国歌，用喊声回敬他们：“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抗议者的目标并不一致，这使得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一些要求民主的中国激进分子也认为“中国的西藏”不应“独立”
月19日，诚如人们预料，江泽民第二次被选为中国国家主席，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任期5年。得票率为97.8%。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获得的得票率为96.4%。
克林顿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江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中最持久的形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简短、直接甚至有点尖刻的回答中，江提醒说，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不幸事件，不应该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障碍。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意愿，标志着向医治这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漫长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游威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接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贿赂被处决，他是党内因所犯罪行被处以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干部。江泽民曾面临压力，被要求减轻对成的判决。但江顶住了压力，这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得到大幅度提高。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写了一封准确如实的信函，”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也是一封中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它留有少量的自由发挥空间。”第二天，北京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释放美方机组人员。
以下7个因素巩固了江泽民德高望重的地位：
* 9名常委都是与江关系密切的同事
* 他与胡锦涛共事10年
* 在重大问题上要征询江的意见，这一点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和胡锦涛的承认。
* 江再次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 江的三个代表思想写入了党章
* 没有“第四代领导集体”
* 江泽民被称为主要代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评价是：“江主席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开展了反腐败斗争。他推行法治，张扬美德。他施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金融、农村经济和外来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在国际事务中，他领导中国人民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有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无望处境的人们才能理解我说这话的深刻含义。”
“1989年以来，我每年都见到江主席，”经常来中国访问的亨利·基辛格博士说， “他的自信心和地位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政府也反映他的观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明显，他更多的只是陈述众人的意见而已。江再三强调，他并非个人专权，而是代表中国的领导集体来施政。”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然而，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已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